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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7月3日，上海市法學會法社會學研究會成立暨“法治與社會轉型”學術研討會在上海交通大學成功舉行。研討會由市法學會、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共同主辦，哈佛大學、臺灣大學、香港大學、中國藝術研究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華東政法大學、浙江大學、同濟大學、上海財經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大學、上海師范大學等中外知名學府的法社會學學者，還有政府部門、司法機構、律師界的資深實務專家，共100余人參加。

　　中國藝術研究院梁治平研究員，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清華大學法學院林來梵教授分別作會議基調演講。梁治平研究員指出，相對應傳統中國與現代國家兩種秩序，在由禮法秩序向法治秩序轉變過程中，存在著兩個斷裂即禮崩樂壞，法取禮而代之和建立法治，禮法隔絕，德法分途。其中與社會轉型和法治相關的重要議題包括改革的邏輯與法律的發展；黨治與法治的關系；法律與社會脫節等重要問題。所有這些，最后都指向所謂的法治——中國的法治。它們共同決定了這個法治的實際樣態，或者說法治的中國形態。而發生于中國的社會轉型和社會變遷，以及展開于其中的法治進程乃是法社會學研究最豐沃的土壤。

　　林來梵教授的演講關注“轉型期憲法的實施形態”。他認為，從靜態的文本角度分析，憲法并非完全沒有被實施。在現有的145個規范條款中，有待實施的有32個，這些條款主要涉及公民權利規范，國家職權規范，國家組織職權條款。這些條款在憲法價值秩序中具有重要意義，從規范角度來看，呈現出一種傾斜性的實施狀態。其次，把憲法實施作為現象來看，利用歷史類型學的方法進行比較分析可以看出，當今中國憲法實施形態類似于近代歐陸國家憲法實施形態。所不同的是，二者憲法的實效性差異，法國、德國等的議會總是通過制定大量的法律來落實憲法的規范和精神，并且和司法機關聯手制約從君權脫胎過來的行政權。對于中國憲法的發展方向，林教授認為有可能向西方一樣往現代憲法的方向發展。他希望中國的憲法實施能夠從報復憲法向互惠憲法轉型，從基本權利確認書向基本權利的保障書轉型，從非規范憲法向規范憲法轉型。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院長、法社會學研究中心主任季衛東教授，復旦大學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所長韋森教授作了評議。季衛東教授在點評中指出，法社會學強調現實的社會結構，梁教授把結構和時間結合起來，穿越100年時空背景，來看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在這一過程中，我們要看到法律的政治性和法律的技術性，法社會學就能通過其特有的方式來觀察二者。“面臨重大變革的時候，往往存在不同的思想交鋒，使得原有的價值體系斷裂，這樣傳統文化的解釋性轉換非常重要”。“林來梵的論述更是鞭辟入里，深刻地指出了我國行政權一支獨大，立法權和司法權相對很弱的現狀。而憲法的實施涉及到法律與政治的關系問題。”法社會學研究可以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審視法律實施中的問題，包括法律與政治、改革與守法的悖論等等，可以從博弈論的角度來理解現實制度是如何實施的，以及制度改革是如何實施的。法社會學研究對于理論和實踐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韋森教授面對主題演講提出了他的兩點困惑：一是東西方法律文化，法律與道德之間關系的差別到底在哪里？二是當前中國法治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我們的法治到底是什么？同時，韋森教授提到法治的根本是政府權力受到抽象規則的約束，并嘗試從預算委員會和違憲審查委員會角度來推進法治秩序的建構。最后，他提出只有把法律變成信仰才是法治。

　　一、關于法律與糾紛解決的實證研究

　　會議第一個研討環節，由上海大學法學院教授、法社會學研究中心主任李建勇教授主持，主題為“關于法律與糾紛解決的實證研究”。各位專家學者向與會者展示和分享了自己對法律與糾紛解決的實證研究成果。程金華教授指出：法治的生命力之一在于法律的一致性，而社會學存在的基礎在于社會差異性，包括時間、空間、群體的差異性。候猛副教授認為，“案多人少”在不同地區和不同審級法院的表現并不一樣，“案多人少”的解決，光靠提高訴訟成本還不夠，必須從申訴信訪制度改革入手，重新配置法院職權。哈佛大學法學院博士后研究員雷雅雯認為，在官方論述中，法律這個概念非常的實用、具有技術性，和政治疏離。但在網絡論壇中，法律這個概念和政治高度相關，強調權利、各種基本價值(自由、公平、正義）、法律與各種制度間的關系。來自香港大學的Richard Wu 則從社會法學看香港影視劇中的律師專業發展變化。

　　二、司法改革的回顧與前瞻以及制度設計

　　會議第二個研討環節，由市法學會副秘書長湯嘯天編審主持，主題為“司法改革的回顧與前瞻以及制度設計”。各位發言者分別聯系中國法治發展中的各方面問題，圍繞中國司法改革的制度設計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剖析。

　　清華大學張建偉教授指出，我們的司法體制改革正陷入糾葛之中，對于司法改革中的人財物的省級統管，經濟發達的地方都反對，經濟欠發達的省份都表示贊同。導致這一現象的不僅與經濟發展情況有關，更與利益的算計、政治管理方式有關。目前的改革方式目光短淺，更多的是利益的分析和利益的關照，看不到遠景，缺乏路線圖和時間表。現有的改革并未改變這一現狀，沒能實現人財物的中央節制，而超越地方主義則可能造成法院行政化加強。要解決目前司法改革中面臨的系列問題，需要從下到上的民主機制來推動司法改革。

　　浙江大學胡銘教授直面省以下檢法人財物統管的問題和挑戰，從十個方面提出了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省級統管的理論基礎：司法權是中央事權？人財物的省級統管的具體模式，審計統管的人財物是不是僅指人事、經費兩項？檢察機關和法院的審計統管是否有區別？法院的所有司法行政事務是否都應當實行省級統管？如何平衡省級財政和市（縣）級財政的經費負擔？檢察官、法官如何統一任免？如何使得檢察官和法官區別于一般的公務員？如何進行職業保障？如何實現“審者裁判、判者負責”？
　　同濟大學法學院劉忠副教授通過檢視司法職業主義和政治法學兩種對立，回顧了中國法院以提高學歷為中心的三十年職業化之路。經過細細的辨析后發現，由學歷、經歷構成的知識類型，以及不同主體對知識類型的需求，并無想象中的分歧那么大。因此，在中國時下，法院院長選任主要是一個知識類型問題，而不是政治性問題。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的胡凌博士通過對人民陪審員制度歷史改革的梳理，指出這一制度在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并對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未來進行了展望。上海社科院法學所副研究員彭輝作了“上海市2014年法治建設狀況滿意度分析報告”的報告，通過對上海市法治建設狀況構建指標體系，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問卷調研，發現受訪者對本市法治建設工作的整體滿意值較高，執法規范和城市管理是上海法治建設短板，受訪者所在部門和層級的滿意度評價差異最大。

　　三、建構新型法治秩序的跨學科研究

　　會議第三個研討環節，由上海大學法學院瞿琨教授主持，主題為“建構新型法治秩序的跨學科研究”。各位發言者以社會學、訴訟法、司法制度、刑法、民法等多學科的交叉理論研究為基礎，從不同的角度研究當前法治中國進程中的各種問題，探討新型法治秩序的建構。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王文宇教授指出，商事交易五花八門、復雜多變，非傳統法學所能充分掌握。宜打破法律藩籬，結合法學與經濟學、法學理論與法律實踐，發展商事交易法學，以培養擅長規劃、掌控全局的商業律師。浙江大學法學院錢弘道教授重點強調，中國法治話語權的形成，需要進行無數的法治實驗和實踐，要進行無數的制度創新，要構建中國的法治理論體系，要形成中國的學術流派，要形成強大的經濟實力，要形成強大的軍事實力，要形成強大的法治實力。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謝海定從所有制形態的角度嘗試理解法治理論的中國版本，進而從完全公有制和完全私有制對法治的基本需求，來討論中國目前所有制形態所需要的法治理論。華東政法大學陸宇峰基于對西方傳統公共領域理論反思網絡公共領域的功能、異化與規制，提出應當探索“公-私”合作的新型規制模式，避免侵犯公眾在web2.0環境下得以實際行使的基本權利。

　　最后，在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彭誠信教授的主持下，分別由中國藝術研究院梁治平研究員和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孫笑俠教授進行了總結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