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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研究闡釋

憲法實施情況報告制度的理論闡釋和體系構建

李云霖：湘潭大學法學院教授

內容提要??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的“建立憲法實施情況報告制度”，是健全保證憲法全面實施的重要制度創新，是我國憲法實施和監督制度發展的重要體現。憲法實施情況報告制度立基于憲法全面實施，具有堅實的政治基礎、理論基礎和實踐基礎。在監測反饋、教育指引、制度調適等功能定位下，憲法實施情況報告制度需要秉持系統觀念，從報告譜系、由誰報告、向誰報告、報告什么和如何報告等五個方面進行體系性構建。具言之，需按照以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為主體、其他國家機關參與的原則，在由憲法實施情況專項報告和以國家機關工作報告為載體的憲法實施情況報告構成的報告譜系的基礎上，確定報告主體和接受報告主體，明晰報告內容及其表達等關鍵點，明確專項報告的時段選擇、內容獲取、審議發布等程序規范。

關鍵詞??憲法實施情況報告制度??憲法實施情況專項報告??憲法全面實施??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體系

論金融法的制定

邢會強：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

內容提要??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制定金融法”，就是要制定一部金融領域的基本法，來統籌其他單行金融法，形成協調統一、比較完備的金融法律法規體系。就定位而言，我國制定的金融法不是金融法典，也不是金融法總則，而是金融法通則和金融基本法。就定向而言，金融法是體現中國特色金融發展道路之法，是規定我國金融基本制度之法，也是實現金融活動監管全覆蓋之法。就體系結構而言，金融法應按照“主體→客體→內容→法律責任”的基本邏輯，同時根據金融法的特殊性，參考國內的金融法學學術共識，設置如下七章的結構體系：總則、金融宏觀調控、金融市場監管、金融穩定保障、投資者與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律責任、附則。

關鍵詞??金融法??金融法典??金融基本法??金融服務法??金融監管法

我國農村集體養老的法律制度供給

李?蕊：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

內容提要??農村養老問題的紓解是我國有效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關鍵所在。農村集體養老以農民集體作為核心組織協同者，同時注重政府履職盡責，集合農民家庭、營利組織、非營利組織等多元主體結成農村養老共同體，協同履行農村養老供給義務。它是在國家養老兜底保障的基礎上，與家庭養老協調聯動的農村社區嵌入式綜合型養老模式，具有集體保障性、集合協同性和資源集聚性。為解決農村集體養老面臨的財力、人力資源配置問題，亟待依托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村民委員會，通過集體土地養老、集體養老年金、集體互助養老、集體養老志愿服務等法律制度創設和法律規則拓補，有效發掘利用農村內生資源，同時引入農村外部資源，實現其向農村集體養老領域的集聚，并促進優化配置。

關鍵詞??農村養老??農村集體養老??集體所有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

□ 自主法學知識體系研究

中國刑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內涵闡釋與建構路徑

姚建龍：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

內容提要??建構中國刑法學自主知識體系是當代刑法學研究者的重要使命。中國刑法學研究的發展呈現出理論移植的特征，現有的刑法學知識體系存在主體意識有待進一步增強、理論與實踐結合不夠緊密、理論體系化水平有待提升等問題。“中國刑法學自主知識體系”實際上已經明確指明了中國刑法學研究該往何處去的問題。“中國自主”即指，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立場下，立足中國法治實踐建構刑法學知識；“知識體系”則是對自主知識成熟化、體系化的更高層次整合與發展的要求。中國刑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需要在法治文明互鑒與優秀刑事法律文化賡續的雙重維度中探索創新路徑。一方面，應當立足當代中國刑事法治實際對域外刑法理論進行批判性審視與本土化重構；另一方面，激活中華法系積淀千年的刑事治理智慧，推動中華優秀傳統刑事法律文化的創造性轉化，由此建構起既符合中國國情又具科學性的刑法學知識體系。

關鍵詞??習近平法治思想??刑法學自主知識體系??主體意識??刑法學研究?

環境法體系化的范式轉向及其實現

杜?輝：重慶大學法學院教授

內容提要??我國環境法的體系化工作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和構建現代環境治理體系兩條主線的合力下，形成了鮮明的實用主義體系化范式。在生態文明建設的新階段，這一范式面臨規范沖突、功能協調不足、價值秩序不穩定等挑戰，需要面向生態文明建設任務，立足規范體系、秩序體系和意義體系三個維度向融合主義范式轉變。融合主義范式的本質，是通過類型化、層次化的技術將多元生態環境規范統合起來，塑造有關生態文明的觀念秩序和制度秩序，發掘并釋放契合生態文明的新意義體系。為了進一步推進環境法體系化，一方面，要通過重構概念、重述原則、重塑制度完成要素的改造與升級；另一方面，要以行為和風險規制機制、協調發展機制、利害調整機制為著力點來完善法律調整機制。當前，應當抓住生態環境法典編纂的歷史機遇，激活環境法的體系效用。

關鍵詞??環境法體系化??實用主義范式??融合主義范式??法律調整機制??體系效用

□ 數字法治研究

腦機接口技術發展中的人格權益保護

張?紅：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

內容提要??腦機接口技術具有顛覆人類存在形式和組織形態的巨大潛力。為了應對腦機接口技術，多國試圖從神經權利的角度開展立法活動。我國應以《民法典》人格權編為基礎，對腦機接口的技術發展進行體系化規制。在物質性人格權益層面，《民法典》第1008條可以為腦機接口的臨床試驗提供規范依據，《民法典》第1002條的“生命尊嚴”可以涵攝新技術引發的自我認知危機。在精神性人格權益層面，意識活動受隱私權和個人信息制度的保護。在一般人格權層面，《民法典》第990條第2款可以對自然人的感知利益和人身自由進行保護。在未來萬腦互聯的腦聯網社會，人格權益的保護問題具有兜底性、本源性的地位，生命的數字化最終將重塑整個人格權體系。

關鍵詞??腦機接口??人格權??感知利益??人身自由

AIGC版權判定的認知經濟性分析

蔣?舸：清華大學法學院長聘副教授，法學博士

內容提要??迄今為止，關于用戶AIGC版權主張的討論集中在本體論層面，有必要從認知經濟性視角出發，增強人們對“最低限度創造性標準”在AI時代仍然適用的信心。從認識論角度來看，區分高獨創性AIGC與低獨創性AIGC的認知成本過高而認知收益過低。以“獨立創作不侵權”為核心的一系列排他權限制性規則，足以確保低獨創性AIGC的版權不會過度侵害公眾行動自由。在版權法之外通過原則條款或者新增鄰接權等方式來追求利益平衡的做法在認知層面極為低效。版權法的合理策略是在權利客體環節保持“理性無知”，承認做出最低限度創造性貢獻的用戶有權禁止原樣照抄。只有在用戶主張禁止非原樣照抄和高額賠償的極少量案件中，法院才需要通過權利內容、限制和救濟等后續環節的規范來評估用戶貢獻的具體程度。法院需要通過動態評估執法效果來確保用戶貢獻程度與救濟水平相當，尤其應當重視排他范圍和損害賠償這兩項因素對于潛在訴訟雙方行為的引導效果。

關鍵詞??人工智能生成內容??最低限度創造性標準??認知經濟性??獨立創作??鄰接權

論人機協同審判的信任構建

衣俊霖：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助理教授，法學博士

內容提要 隨著人工智能在我國智慧司法建設中的普及推廣，司法審判逐步呈現出“法官為主、機器為輔”的人機協同審判格局。目前，司法人工智能暫時消隱于法官背后，審判信任被置換為對法官人格、法院制度或人工智能算法的信任。人格信任奠基于法官作為“完人”的應然預設，與實然的法官“常人”之間存在現實差距。法院組織以司法責任制作為約束人機互動的主要制度安排，但在預測審判邏輯的影響下，存在盲目采納機器建議的“人機合謀”風險。算法信任機制盡管能發揮局部的信任補救功能，但囿于“主體—工具”的二分思維，難以對法官與算法的協同過程進行約束。應當以信任者與信任對象的溝通互動為出發點，對人格信任、制度信任和算法信任進行反思性整合，將司法人工智能從內部辦案工具拓展為外部溝通工具，推動人機協同法律議論的充分展開，為人機協同審判奠定更為堅實的信任基礎。

關鍵詞 人工智能??人機協同審判??審判信任??法律議論

□ 學術專論

敏感個人信息保護制度的解釋性重構

丁曉東：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內容提要??我國與域外法律大多以類型列舉或存在嚴重侵害風險界定敏感個人信息，在保護方式上采取二元保護、強化保護。但敏感個人信息保護的理解與適用存在挑戰，其界定存在不確定性，保護方式也不盡合理。這一挑戰的根源在于敏感個人信息具有場景化特征，個人信息并非因其本身而敏感。在立法層面對敏感個人信息保護進行重構不具有必要性與可行性，應在解釋與適用過程中對其進行重構。敏感個人信息的界定應以目的解釋為主、參照文義解釋，價值判斷應以我國國情為依據，風險認知判斷應以專家判斷為主、兼顧公眾感知風險，判斷因素應考慮信息主體、處理主體、處理方式、識別概率等。敏感與非敏感個人信息的分類保護應邁向場景化、動態化：在行政監管中，應采取自下而上的場景化保護；在司法與行政執法案例中，應采取以案釋法的場景化保護。就強化保護措施而言，應邁向監管下的自我監管。銜接敏感個人信息與私密信息，應在個人信息保護與隱私權保護兩種制度下進行分析。

關鍵詞??個人信息保護??敏感個人信息??反歧視??場景化??私密信息

立法社會效果考量的方式及其決策思維

王?怡：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編審，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

內容提要??基于立法社會效果作出立法決策是科學立法的必然要求。經濟社會環境、制度環境、主體因素、技術因素等，都潛移默化地塑造著立法社會效果，使之呈現積極效果與消極效果并存、宏觀效果與微觀效果并存、遠期效果與近期效果并存的復雜面相。標準化的立法評估帶有理性決策的前見，往往難以超出立法目標的既定視野而給出更多有關立法社會效果的信息，有必要引入立法社會效果論證，在民主參與的過程中發現和檢驗立法社會效果，并基于論證性商談凝聚最大共識。圍繞立法社會效果所產生的各種爭議或疑難，必須在立法審議中被充分考慮和權衡。基于立法社會效果作出的立法決策，并非機械化的法律文本增刪，而是一種需要調用系統性思維的決策應變，既可以嘗試在法律系統外部尋求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也可以在法律系統內部統籌謀劃立法方案。

關鍵詞??科學立法??立法社會效果??立法評估??立法論證?立法策略

論行政決定保全

江國華：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

內容提要??行政決定保全是行政機關向人民法院提起的以保障行政決定或未來生效裁判實現為意旨的臨時性保護制度。行政決定保全目標的實現方式是通過限制行政相對人或利害關系人處分財產或強制其為或不為特定行為以防止不可彌補的損害發生。如果說行政決定所維護和創造的公共價值是行政決定保全的價值基礎，那么強制執行權去行政化的制度化建構則構成了其制度基礎，而行政決定執行權配置的非充分性則是其規范基礎。從行政決定保全的適用情形上看，行政機關可以提起訴中保全和非訴強制執行保全，但是不可以申請訴前保全，然而實踐中卻存在著誤用和混用等現象。在裁定是否準予保全時，法院應當首先進行必要性審查，再分情形審查訴中財產保全、訴中行為保全、非訴強制執行保全的要件。隨著行政保全案例的增加，有必要健全《行政訴訟法》《行政強制法》中的行政保全規范，并出臺“行政決定保全”專門審查規范。

關鍵詞??行政決定保全??強制執行權??訴中保全??非訴強制執行保全??司法審查

我國權責清單制度質效研究

劉啟川：東南大學法學院教授

內容提要??通過對權責清單制度實施以來涉及行政裁判文書的實證考察，可以發現行政相對人、行政機關和法院在適用主動性、適用方式、適用目的及適用效果上出現態度迥異等情形，實際運行效果并不理想，這與“權責清單制度的基礎性制度效用”功能預設和價值目標相差甚遠。化解該問題的邏輯起點在于明確權責清單的法律性質和制度功能。在我國法治體系中，權責清單隸屬于內部行政規范性文件，但其法律效果具有外溢性。在功能定位上，行政相對人可以藉由權責清單的規范性實現權利保護；行政機關應當恪守權責清單的自制性；法院應當就權責清單的規范性進行回應。因此，未來應當尊重行政相對人無條件適用權責清單，行政機關應當補正權責清單“正確性效力”并予以法治化適用，法院應當從基本理念、審查或援引規則、工作銜接機制等方面構建司法回應型體系，由此，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進一步實現權責清單制度提質增效。

關鍵詞??權責清單??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制度效用??提質增效

論“量化評價類”規制工具

王瑞雪：南開大學法學院教授、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研究員

內容提要??“量化評價類”規制工具以各類評估、考核、評級、評分、排名為載體，是行政機關以趨近于數學公式的規則為依據，針對被評價對象進行定量計算并得出確定評價結論的行政活動方式。經由對優績的定義權和過程的監控權，它將科學管理的思維路徑推衍至自我規制與外部規制全域，以發揮公平配置公共資源、增強行政活動理據、確保績效目標完成、助推公共任務實現等功用。然而部分評價偏離目的正當性要求，其背后的評價規則主觀性過強，過度依賴數字的決策機制面臨合理性質疑。鑒于其可能將長遠的發展議題簡化為短視的數字排序議題，有必要基于依法行政原則、合理性原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為“量化評價類”規制工具劃定必要的法治界限，并完善針對量化評價工具的救濟機制。

關鍵詞??量化評價工具??指標體系??聲譽機制??信用監管??數字治理

實質法益保護理念下行政犯行刑反向銜接機制的展開

劉艷紅：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

內容提要??在行政犯時代，行刑反向銜接機制可以限縮行政犯處罰范圍并提升治理質效，但也面臨著治理理念不統一、具體程序缺失以及審查監督失衡的問題。行政犯的行刑反向銜接應該在實體機制、程序機制與審查監督機制中貫徹實質法益保護理念。實體機制的構建應落實刑法謙抑性原則，對是否不起訴及適用行政處罰進行實質審查，并對不起訴案件設置與實質法益損失相均衡的行政處罰。程序機制的構建應圍繞實質法益認定來協調不同檢察部門的職責，設置行刑反向銜接審批程序以防止“雙重處罰”，還須完善證據反向移送程序，并以構成要件為核心來塑造基于行為要件、罪量要件與結果要件的反向移送標準。審查監督機制要結合不同語境來設置，著重分析是否存在實質法益的保護疏漏與具體行為情節的誤判。在相對不起訴后展開雙部門雙審查模式的必要性審查，在存疑不起訴與絕對不起訴后推動信息共享、強化行政監督。

關鍵詞??行政犯??行刑反向銜接??實質法益保護??審查監督機制??行政處罰

論中國刑法上的“二階刑事違法”

杜?宇：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

內容提要??在當下中國的刑事立法上，存在著一種獨特的違法構造。在這一構造中，行為不法被分為前后相繼的兩個層次，隱含著違法評價的分階檢驗與漸次形成機理，本文稱之為“二階刑事違法”。其中，“初階違法”是指基于行為人前部行為所形成的違法性，其以前置法上的義務違反為根據；“次階違法”則指在后續的程序性處置中，因行為人拒不履行相關義務而形成的二次違法。一方面，這兩種違法性在違法根據、內涵形成、界分重心及規范評價上有著相當差異，應當被明確區分開來；另一方面，兩者既相互補充又相互限制，共同塑造著整體的違法評價。透過這一特殊的違法構造，立法者試圖整體性地限縮刑事處罰范圍，并與前置法的規制范圍保留一定的過渡空間，從而使保障法自身的規范任務得以安置，由此形成了一種“違法階梯”式的立法架構。這一違法構造將在實體裁判與程序安排上產生體系性與貫穿性的影響：前者體現在違法時點與違法數額的判斷之上；后者體現在程序流程的動態引導與追訴時效的附隨確定之上。

關鍵詞??二階刑事違法??初階違法??次階違法??客觀處罰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