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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摘要

關鍵詞

習近平指出：“黨章是黨的總章程，集中體現了黨的性質和宗旨、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黨的重要主張，規定了黨的重要制度和體制機制，是全黨必須共同遵守的根本行為規范?！保?］（P51）作為黨的總章程，黨章具有公認的重要學術價值。長期以來，為認識黨章現象及其規律，黨建學、法學、政治學等相關學科的學者都進行過深入研究，并取得了豐富的理論成果，逐漸發展出涵蓋黨章歷史演進、原則制度、制定實施等多方面內容的知識框架。伴隨著中國共產黨第二個百年新征程的開啟，中國的政治實踐與學科發展都面臨深化和優化的需要。這不僅為黨章研究帶來新的時代課題，還使原來基于相關學科的研究面臨整體的適應性挑戰。那么，黨章研究應如何在新的歷史時期應對相關挑戰？是延續既有經驗傳統還是重新思考研究進路？本文即擬在回顧與檢視黨章研究脈絡基礎上，結合新時代背景，對黨章研究應秉持何種使命追求及作出何種方式調整進行分析，以實現黨章研究的再出發。

與作為整體的黨內法規曾一度較少獲得學術關注的狀況不同［2］（P118-119），基于黨章的獨特地位和政治環境的影響，黨章研究一直都有數量可觀的理論成果。1981年，黨中央形成“對于黨和國家肌體中確實存在的某些陰暗面，當然需要作出恰當的估計并運用符合憲法、法律和黨章的正確措施加以解決，但決不應該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方法”［3］（P25）的統一認識，并把隨后通過的十二大黨章作為“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建設的最重要的保證”［4］（P4）之一。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黨章很快成為以黨建學為代表的學術共同體的重要觀察對象。及至21世紀，隨著中國共產黨對治國理政規律和黨的建設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化，以及社會科學研究的不斷發展，法學、政治學等也開始重視對黨章的探討，使黨章研究熱潮不斷高漲、規模日益擴大。據此，我們根據時代環境、學科視野、議題設置等因素，將黨章研究的發展歷程劃分為兩個階段。

（一）早期以黨建學為主導的黨章研究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共產黨為“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特點和需要，針對黨的現狀，提出對黨員和黨的干部的更嚴格的要求，提高黨組織的戰斗力，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把黨建設成為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堅強核心”［5］（P353-354），通過十二大黨章重新明確黨的主要任務、黨的工作方針、黨的建設的基本要求、黨的領導的基本原則，全面調整黨組織、黨員、黨的干部的職權職責、義務權利，并通過整黨、黨章學習、干部培訓等活動不斷強化黨章權威。從表現層面看，黨章的文本內容和現實運行，都較直觀地進入黨建學知識范疇。因此，早在20世紀80年代，范平、葉篤初等學者即分別撰文，主張將黨章研究作為黨建學的新領域［6］（P22），提出研究黨章的中心任務是闡述馬克思主義的黨章思想、總結黨章制度建設經驗、汲取他國共產黨章程建設的有益經驗、清除無政府主義與虛無主義等錯誤觀點［7］（P17）。這些認識帶有鮮明的時代色彩，意在使黨章研究服務于重整黨的組織秩序、提高黨的建設工作水平的時代需求，為鞏固撥亂反正勝利成果、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促進黨內關系科學化發展提供理論保障。

在黨建學的主導下，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初的黨章研究主要表現出以下特征：一是結合黨的指導思想、概念理論、體制機制、路線方針等，從宏觀層面對黨章的發展歷史、價值原則、結構內容、制定實施等作出概括式梳理總結，力圖全方位搭建黨章知識框架［8］（引論P1-6）；二是針對黨的性質、黨員權利、黨的紀律建設要求、黨的組織原則等事關黨的建設的重要問題，分析黨章相關規定的歷史由來、政治意義、完善路徑［9］（P17-20）；三是根據黨的政策表述注解黨章文本中的基本概念和專有詞匯，以輔助開展黨員教育、黨章宣傳等活動［10］（序P1-10）；四是結合其他國家共產黨、工人黨章程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推進情況，形成關于黨章建設的經驗借鑒或趨勢判斷［11］（P4-6）。這些研究對人們認識黨章現象具有重要意義，構成理解黨章歷史脈絡與文本內容的基礎性知識支撐。不過，以黨建學為底色的黨章研究，會天然側重于黨的歷史與黨的建設視角，因而往往采用建立黨章史、闡釋黨章內容等方式表達中國共產黨內在的黨建取向，這就容易帶有較為濃厚的政策敘事色彩。如此一來，黨章研究更多是對黨的建設的理論觀念、方針政策進行學理敘事或提出原則建議。正是由于這樣一種學科偏好，因而當時還曾引發黨建學學科體系與黨章體系關系的爭論，即黨建學的研究領域是否已實際為黨章內容所覆蓋［12］（P41）。

雖然在社會迅速轉型、黨章文本出現較大調整的情況下，上述聚焦黨章具體內容、展現黨建理念的探討必不可少，但當政治運行進入常態化階段，總結黨章發展歷史、介紹黨章制度內容等工作告一段落后，由黨建學主導的黨章研究所能發揮作用的理論空間則會相對有限，且容易衍生出諸多同質化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的黨章畢竟不同于一般政黨章程。以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地位、中國共產黨設計黨章的理念目標、中國的政治關系結構等要素為基礎，黨章對國家和社會的政治生活有不亞于憲法的塑造作用［13］（P98），具有更復雜的現象及其規律表現，需要更系統周延的理論回應。這些都表明，僅將黨章研究置于黨建學是不夠的。而著名黨章研究學者葉篤初當時也意識到了這一點。1988年，葉篤初在譯編《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黨章研究》時，即對那些主張“執政共產黨黨章的意義不限于黨的內部，而是涉及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生活秩序”“十二大黨章構成當代中國政治體制的一個重要部分”的觀點表示肯定，并認為其為黨章研究提供了學科視野上的新思路［14］（前言P2-8）。不過，或許是由于學科偏好等原因，葉篤初本人還是更習慣將黨章研究置于黨建學的知識體系內。

（二）黨建學研究思路的延續與多學科參與下研究視野的拓展

進入21世紀后，面對國際國內形勢的深刻變化，黨中央相繼提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等重大時代命題。黨章的內容隨之有所調整，中國共產黨的治國理政方略更系統地進入黨章文本，黨章超越規范黨的自身建設的功能特性日益突出。同時，社會科學領域的本土化意識不斷提升，關注中國共產黨及其黨章的學科逐漸走向多元。在政治背景、規范文本、學術意識的變化交匯中，黨章研究既沿著黨建學思路繼續深入，又隨著多學科的參與而發展出新的知識增長點。

就黨建學來說，除在黨章修改、建黨整周年等關鍵節點會對黨章作出全局性歷史梳理或文本解讀外，學者們更注重開展黨章的專題化研究。此類專題化研究一般表現為：選取歷史上具有重要轉折意義的黨章文本、黨章具體的理論原則或制度安排、黨章某一細節規定等，通過歷史、政策材料的深入挖掘與遞進分析，力圖在還原黨章面貌與歷史真實的同時，提煉指導黨章未來發展的經驗。這種突破過去面面俱到式探討的研究思路，無疑能進一步夯實黨章的知識基礎。但問題仍然在于，主要圍繞黨的材料展開、就文本內容談文本內容的黨章研究，難免較多依賴中國共產黨有關黨章的政治判斷與意志表達，而對黨章制度設計的深層理論邏輯、黨章作為中國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制定的最高規范的特殊價值、中國復雜且獨特的治理實踐等則關注不夠。這就導致由黨建學主導的黨章研究往往容易遮蔽諸多核心問題，甚至局限于表面的政策性論證，因而全方位揭示黨章現象及其規律的理論能力略顯不足。例如，關于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雖曾因黨的十三大后啟動常任制試點工作而成為黨章研究的熱點，但當時黨建學涌現出來的一批研究成果，大多是結合歷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設立、取消、試點常任制的政策考量，專門分析常任制產生發展的歷史背景、恢復重建的政治意義等［15］（P46-50）。而且，后來由于常任制的探索沒有繼續深入，學理上的探討也就不了了之。現在反思這場持續十余年的討論，至少可發現兩大問題：一是由于未能充分挖掘黨內民主的性質定位以及黨內民主和國家民主的關系，因而難以把握借鑒國家民主經驗設立的常任制與黨內民主理論的適配性問題；二是由于未能充分關照地方試點常任制的情況，忽視了制度運行對地方權力秩序造成的沖擊及因此遇到的阻力［16］（P125-128），因而難以把握普遍推廣常任制的現實問題與解決措施。這些不足即是由黨建學的研究目標與研究方法先天決定的。

相較于黨建學對歷史、政策材料及建黨理論等的偏好，法學、政治學等則以中國特色的權力體制和法治體系為依據，更加注重挖掘黨章的基礎理論、分析黨章的規范意涵、揭示黨章的治理功能。而多學科的參與在擴大研究成果產出的同時，主要從以下方面對黨章研究的視野方法予以拓展：一是調動理論資源，有意識地針對黨章地位、體例、實施、關系等基本問題進行一般學理推演，以增強政治與學術之間的互動性，如不把“黨章是黨的總章程”當作不證自明的政治論斷，而是綜合內容、效力、作用等角度明確黨章“最高性”的理論生成與形式表現［17］（P22）。二是引介研究方法，運用“國家—社會”范式、結構功能主義、規范分析法等專門探討黨章整體的政治價值或黨章具體制度條款的功能定位、規范意涵，以強化黨章研究的方法論、規范性色彩，如綜合歷史解釋、語義解釋、體系解釋等方法，專門闡釋黨章總綱末段的規范意涵［18］（P33）。三是豐富觀察視角，將黨章引入中華文明發展、中國國家建構、法治國家建設的敘事語境，重新闡釋黨章的基本價值，如用黨章開篇的先鋒隊條款聯通黨的領導、民主政治的中國道路，以促成華夏文明秩序與黨章總綱之間的相互解釋、相互貫通［19］（P56）。

通過拓展理論資源、研究方法、觀察視角，上述探討無疑擴充了黨章研究的領域內容、推動了黨章研究的知識轉型進程。在多學科的對話交流中，黨章研究不僅是服務黨的工作、解決黨建問題的學術平臺，還開始成為探討中國共產黨管黨治黨、治國理政的理論基礎與規范淵源，展現中國獨特政治與法治邏輯的重要方式。但這方面的研究同樣受到所屬學科框架的限制，學者們仍然習慣于按照本學科的價值觀念設計黨章議題，使黨章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解決法律規范體系建設、政黨政治與政黨治理等問題的理論工具。例如，立足法治中國的規范布局，法學較為關注黨章與憲法的關系命題。而在研究這一命題時，不少成果以憲法為主視角展開，或強調黨章服務憲法發展的功能［20］（P133），或從“不成文憲法”［21］（P24）等憲法概念的角度來定位黨章，以描述中國的憲制狀態。這類研究論證的中心與其說是黨章，毋寧說仍然是本學科的專門研究對象。換言之，黨章之所以進入觀察視野，是因為其對本學科的專門研究對象產生影響，分析黨章的目的是為了解決本學科的理論問題。這就意味著法學、政治學等學科語境下的黨章研究，難免存在議題設置分散化等不足，同樣容易存在總體把握黨章現象及其規律能力不足、補強黨建學研究缺陷作用有限的問題。

經過40余年的發展，盡管黨章研究的專業化、多樣化、細致化程度日漸提升，但囿于黨建學的長期主導與其他學科的分散參與，黨章現象及其規律復雜性與研究定位局限性的內在張力并未得到根本解決。這一張力在當下的政治實踐中更加突出。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指出，中國已進入“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22］（P2）。這就需要中國共產黨更加注重發揮法治保障黨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作用，而其中必然涉及通過黨章的現代化治理問題。與此同時，黨內法規學已開始作為一門獨立學科進入社會科學領域。學科結構的調整為黨章研究帶來另一大新的時代課題，即如何回應黨內法規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實踐與學術的雙重課題，既是對過去黨章研究適應性的挑戰，也是未來黨章研究實現新發展的重要機遇。

（一）中國式現代化命題對黨章研究的戰略性需求

現代化是貫穿中國共產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歷程的核心命題。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所進行的一切奮斗，就是為了把我國建設成為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23］（P302）。對中國諸多社會科學學科而言，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孕育了專門的研究對象和相應的理論實踐。有關學科從各自領域出發展開的探索，通常都應以如何解釋中國的發展道路和社會經驗、如何建設現代中國為價值遵循，指向“科學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24］（P30）的使命追求。研究作為現代化產物的黨章，無疑應自覺訴諸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從前述脈絡梳理看，面對中國式現代化命題，黨建學、法學、政治學等學科參與下的黨章研究，雖也曾直接涉及中國的國家建構、法治建設、文明發展等問題，但更多秉持的是黨建引領、黨章治黨的思路，將黨章在中國式現代化中的基本定位界定為：通過從嚴管黨治黨來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確保中國共產黨始終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堅強領導核心。然而，這種研究格局盡管抓住了問題的關鍵，但與中國式現代化命題賦予黨章的廣闊理論空間還不能完全適應。

“處于現代化之中的政治體系，其穩定取決于其政黨的力量，而政黨強大與否又要視其制度化群眾支持的情況”［25］（P341）。作為現代化起源地的西方，堅持的是國家與政治勢力、國家與社會分離的原則。在此背景下，出于組織政治與吸引選民的目的，西方政黨往往要借助一套綱領章程來對外宣示意識形態和政策傾向、對內確立組織體系，從而獲得代表不同社會群體執掌或分享國家政權的可能。但對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的中國共產黨來說，其誕生于中國傳統體制無法保障中華民族穩定存續的時代環境，從一開始就“自覺地認定自己是人民群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為完成特定的歷史任務的一種工具”［26］（P218）。根據這一定位，中國共產黨不僅“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27］（P1096）開展一切工作，最終成為領導人民進行國家政權建設、實現現代化轉型的主體性力量，還通過代表人民廣泛凝聚社會共識，動員各方力量參與現代化建設。黨、人民、國家、社會并不像西方國家理論預設的那樣，處于相互博弈的對立狀態，而是具有內在統一性。這種關系結構要求中國共產黨在體現人民意志的基礎上，全面參與國家建設和社會改造，“達到將政黨的發展目標與國家的發展目標、社會的發展目標、中華民族的發展目標有機連接和一體化融合之根本目標”［28］（P14），以充分發揮其政治整合、價值引領等優勢。由此，黨章的存在基礎與戰略定位自然也就發生改變。

中國共產黨的黨章不僅是黨的政治理想的宣言書、黨的組織體系的制度根基，而且通過保持黨和人民利益的高度一致性，與中國的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相互支撐、相互保障。因此，黨章需要在確認黨的理念主張、維系黨的組織秩序的同時，兼顧中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的背景與條件，致力實現黨的使命、人民利益、國家任務、社會目標的同構。對此，黨章以黨的性質地位為起點、以黨領導人民為線索，逐步發展出一套涵蓋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各領域各方面重大問題的規范表達。具言之，黨章開篇即用兩個先鋒隊、一個領導核心、“三個代表”和最高理想，完成黨的階級使命與民族使命的有機融合，表明黨“不僅是人民意愿的總代表，還是超前于其意愿的代表”［29］（P145），從而揭示黨的領導乃至當代中國的正當基礎。緊隨其后，黨章從三個維度重點闡釋“中國共產黨之治”與“中國之治”的道路選擇：一是書寫黨的指導思想同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實踐有機結合的進程，總結黨領導人民取得的歷史成就及其原因；二是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布局思路，不斷更新并確認黨領導人民發展國家的前進方向；三是按照“黨和人民事業發展到什么階段，黨的建設就要推進到什么階段”［30］（P22）的基本理念，自覺加強黨的建設總體部署、調適黨的領導原則要求，并主動完善黨的組織設置、嚴格黨員和干部管理。

這些圍繞中國共產黨這一特定主體展開的規范敘事，使黨章區別于聚焦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憲法敘事。以相關內容為依托，黨章可通過中國共產黨的管黨治黨、治國理政活動，將黨的價值理念、戰略目標延伸至整個國家和社會，產生塑造最高政治領導力量、直接調整政治關系、詳細反映當代中國政治體制、系統指引當代中國發展道路等效果，構成中國式現代化不可或缺的基礎性規范［31］（P115-117）。正是在此意義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后，中國才能經由黨中央的戰略推動，形成黨章統領的黨內法規體系與憲法統領的國家法律法規體系相并存、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有機統一的大法治格局。

由是觀之，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下的黨章有獨特的規范構造與性質功能。黨章生成和發展的基礎在于黨、人民、國家、社會之間的緊密聯結，作用的場域在于黨的治理活動。無論是黨組織和黨員關系、黨與各方關系的調適，還是國家方針、社會結構的演進，黨章都會進行集中反映。黨章一旦對相關問題作出規范確認，即會通過黨的治理活動向黨內外形成廣泛的效力輻射，“發揮著綱舉目張引領黨和國家事業行穩致遠的重大作用”［32］（P11）。因此，要充分理解黨章現象及其規律，就不能簡單將黨章視為貫穿中國共產黨實現自我維系、自我發展歷程的規范形式，而應從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進行現代化轉型的完整脈絡中加以考察。唯有如此，方能擺脫過去理解黨章戰略定位的視野局限，在新的時代征程中提高黨章研究服務于中國共產黨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能力。這就需要黨章研究在對歷史傳統與制度內容保持關注的同時，深入中國現實政治環境，綜合考慮多方政治關系，充分發掘黨章與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互動過程。

（二）黨內法規學科建設對黨章研究的學術訴求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由于黨內法規作為中國獨有規范類型體現出來的特殊性，以及中國共產黨對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的高度重視，理論界和實務界都在呼吁建立獨立的黨內法規學。從2018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印發《關于推進部分學位授予單位設置“黨內法規”研究方向的通知》，到2024年公布《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簡介及其學位基本要求（試行版）》，黨內法規學已明確成為獨立的二級學科。但在學科地位轉變的背后，卻存在著“黨內法規理論研究處在一個將興未興的發展過程，黨內法規學理處在一個將立未立的形成階段”［33］（P519）的尷尬局面。知識體系的不完善、理論體系的不成熟，始終是制約黨內法規學發展為一級學科的重要因素。反思黨內法規學的發展困境，黨內法規研究起步較晚是重要原因。但值得追問的是，為何40余年來一直備受重視的黨章研究，也未能形成足以指引黨內法規學有序推進的理論框架或研究范式？畢竟，正如憲法學知識譜系之于整個法學體系的評價意義［34］（P65），最根本的黨內法規的規范地位決定著，不管是將黨章視作研究方向還是子學科，黨章的知識譜系原則上都應成為確立黨內法規學研究方位和理論走向的關鍵坐標。

對上述問題的認識，還需回到黨內法規學的核心需求和黨章研究的短板之中?？陀^地講，雖然近年來黨內法規研究逐漸呈現出“顯學”之態，但這大多是依靠黨建學、法學、政治學等學科理論資源達成的。理論資源的依附性，使黨內法規研究根據既有學科框架快速完成知識積累，卻給黨內法規學帶來學科歸屬上的爭議［35］（P23）。然而，黨內法規學出現的深層原因本就在于：黨內法規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黨和國家協同治理需求的產物，蘊含著獨特的生成機理和演進邏輯，而既有學科的價值觀念和方法進路難以對其作出有效應對，故需形成新的學科結構。因此，黨內法規學作為新興學科首要追求的，恰是如何“從治黨與治國之間的制度聯結出發，對黨內法規內在機理和外在功用進行一體化總結和概括”［36］（P74），以整合并超越既有學科的黨內法規現象解釋機制。明確這一點后，黨章研究繁榮景象下的內在缺憾自然呈現出來：即使有一些進行自主理論建構的嘗試，但黨章研究仍未能真正脫離既有學科的話語支配。如前所述，黨章研究主要是在多學科對話交流中得以發展的。當這些學科站在各自立場看待黨章現象時，容易帶有相應的理論預設和議題偏好，因而難免會對黨章研究領域、觀察視角進行針對性取舍或必要性框定，甚至產生機械移植理論、制度的牽強附會之論，也就無法保證黨章知識建構的邏輯自主與全面覆蓋。而站在黨內法規學立場研究黨章，是把黨章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整體。不論有關黨章現象是否屬于黨建學、法學、政治學等學科的研究對象，只要其涉及黨章與中國共產黨領導黨和國家協同治理以及黨的自身建設的制度設計議題，便都需要黨章研究予以關注和探討。

將黨章研究整體帶入黨內法規學獨立的立場和視野，使其按照黨內法規學的目標系統認識黨章現象及其規律，有助于深刻理解黨章研究應有的學術定位，以推動黨章知識體系的自主創新。在此基礎上，黨章研究必須正視和解決的是：如何避免自身知識結構只是既有學科從各自視角出發的簡單拼湊；如何綜合黨內法規學的邏輯理念，實現對黨章基本原理、歷史演進、制度原則、運行機制等內容的再發現與再詮釋。這就要求黨章研究必須回歸中國共產黨管黨治黨、治國理政的歷史與現實，從中準確把握黨章生成與作用的時代方位，以強化黨章知識的闡釋力。易言之，黨章研究應充分關注中國共產黨在黨和國家治理中的主體性價值及其對當代中國法治規范體系的塑造，以中國共產黨建設黨章、黨章對治黨治國發揮重要基礎性作用為起點，全面揭示黨章現象及其規律。需要說明的是，強調黨章研究整體走向黨內法規學，只是表明其要為黨內法規學的獨立發展作出應有貢獻，并非否認既有學科研究黨章的意義，更不是要割裂或顛覆既有學科研究黨章的基礎。相反，結合黨內法規學的跨學科特質來看［37］，黨章研究仍要借鑒既有學科的相關理論知識、研究方法，而且既有學科仍可繼續圍繞其研究對象和議題觀察黨章?；邳h內法規學立場的黨章研究所要完成的，是秉持內在一致的認知理念，在積極促進既有研究有效融合的同時，借助黨內法規學的學科思維整合力，發展出一套邏輯自洽的黨章知識體系。

新時代黨章研究的戰略性需求與學術訴求，雖來自不同層面、具有不同性質，卻指向一個共同趨勢：黨章獨特的功能定位與學術價值在新的時代語境下不斷彰顯，曾經以梳理歷史、解讀文本、聚焦黨建為主要進路的學術研究，如今已愈加難以應對黨章現實經驗的復雜性；曾經基于其他學科進行的理論探討，如今越來越難以適應日漸變化的時代環境。面對系統認識黨章現象及其規律，提升黨章研究服務中國式現代化、服務黨內法規學能力的使命追求，亟待突破黨建學、法學、政治學等學科的傳統路徑依賴，避免研究議題和分析進路的局限。對此，不妨考慮把黨內法規學的形成當作一個良好契機，確立“以中國式現代化為目的、以黨內法規學為方法”的黨章研究宗旨，在探索基于黨內法規學視角的黨章理論的同時，有效關照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其中，“以中國式現代化為目的”是指，黨章研究以發現中國共產黨通過黨章領導現代國家建設的內在原理、探尋通過完善黨章促進現代國家發展的有效路徑為終極目的；“以黨內法規學為方法”則是指，黨章研究遵循黨內法規學的立場，以中國共產黨領導黨和國家協同治理為分析視角考察黨章現象。當然，“以黨內法規學為方法”的黨章研究目前還是相對全新的課題，其問題意識、分析結構、理論框架等尚需長時間探索才能逐漸穩定成熟起來。本文在此通過對中國式現代化背景的融合和對黨內法規學視角的運用，嘗試就一些關鍵問題作出初步闡釋。

（一）樹立面向黨和國家政治運行的問題意識

問題意識是一切學術研究的邏輯起點。黨內法規學作為政治與法治實踐的產物，其問題意識同樣“并非來自于概念或理念層面，更多的是來源于真實世界的經驗”［38］（P10）。從一定意義上講，黨內法規學生命力的維系，不在于形成多么完美無缺的知識理論體系，而在于長久保持對各種規范現象、規范現象背后政治關系和價值考量的解釋力，以及對現實規范秩序需求的回應力。在這一理念驅動下，黨章研究需要進入黨章生成發展和作用發揮的現實環境，即黨和國家的政治運行環節。這是站在黨內法規學立場研究黨章之問題意識的由來，也是通過研究黨章理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開端。

將黨章置于黨和國家政治運行之中進行觀察，就是要擺脫傳統研究路徑對黨章的種種局限性理解，從完整政治秩序的建構中發現黨章問題，而不是簡單從黨章文本內容與黨的政策論述入手展開探討，也不是結合其他研究對象反向尋找黨章的具體問題，盡管后兩者是研究黨章必不可少的途徑。這是因為黨章的文本內容及與之直接相關的黨的政策論述，有不少具有階段性特征。而從現實層面看，黨章起源并發展于中國共產黨組織整個國家和社會的歷史進程，亦對國家和社會的現實秩序發揮著重要塑造作用，具有更深層次的穩定價值。黨章研究真正要追尋的，是文本背后長期存在的實質價值。這些實質價值由中國共產黨協同各方政治力量共同塑造而成，其根基之深厚、影響之深遠，絕非既有學科的論證面向可以概括。只有面向黨和國家政治運行，黨章研究才能在擴充觀察視野以確保認知周延的同時，盡可能覆蓋更多問題域，承擔起更為系統全面的知識生產責任；只有做到辯證統一地理解黨章文本與現實的經驗世界，黨章研究才能獲得理論上的均衡發展。

從黨和國家的政治運行出發，黨章研究可以黨章的生成與作用兩大基本場域為核心，引申出專門的問題意識：一是如何理解黨章的發生發展，即追問黨章的存在基礎。包括但不限于：黨章獨特的戰略功能與規范形態到底是怎樣形成的；中國共產黨與黨章之間究竟呈現出何種互動關系；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行動在何種程度上決定著黨章的實質價值與形式表現；為什么需要通過黨章形塑當代中國的政治生活與法治格局；如何論證黨章超越一般政黨章程定位的特征表現及其正當性與合理性；何以于西方國家政黨政治的話語范疇之外形成基于黨章的中國話語。二是如何理解黨章的規范供給與秩序塑造，即追問黨章是怎樣在其發展過程中影響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的。同樣包括但不限于：黨章如何對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活動作出原則性、根本性安排；黨章的價值理念與制度內容如何獲得廣泛貫徹與執行；黨章對“中國共產黨之治”與“中國之治”的塑造機理是什么；黨章如何與國家政權機關、民主黨派、群團組織、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人民群眾等發生制度性關聯；黨章通過何種途徑實現對不同力量的政治整合和價值引領；黨章何以保持其戰略性、引領性。這些圍繞黨章生成與作用場域產生的問題，可構成黨章研究中的一般性問題，其既能通過宏觀層面的原理抽象獲得解決，也能借助特定歷史階段、具體活動領域得以體現。針對這類一般性問題作出相應的時代性回答，是“以黨內法規學為方法”形成黨章知識圖譜回應中國式現代化命題的基礎前提。

（二）構建涵蓋黨、黨章、黨和國家治理三個維度的分析結構

既然黨章研究的問題意識主要面向黨和國家的政治運行，那么就不宜僅按照從中國共產黨到黨章再到中國共產黨的線性思維分析具體的黨章問題，而應綜合中國共產黨作為先鋒隊組織的雙重使命、作為黨章制定者與貫徹者的雙重身份、作為中國最高政治領導力量的獨特地位等要素，充分考慮中國共產黨的管黨治黨、治國理政實踐，在中國共產黨和各方政治力量的普遍聯結中深入思考黨章的生成與作用機理。這就需要構建一種涵蓋多個維度、立體性的分析結構，即由黨、黨章、黨和國家治理共同組成的三維結構，以為黨章研究提供廣闊理論空間。

就黨這一分析維度而言，其旨在考察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關系結構與政治行動意識，在主體與客體的互動中把握“一個獨特的政黨如何導向一部獨特的黨章”的前提條件。任何政黨在設計自身的綱領章程時，總會根據其定位形成一定的價值判斷與理性謀劃，以使制定出的規范能服務于專門的政治目標。前已提及，中國共產黨通過代表和領導人民，將黨、人民、國家、社會的發展目標統一起來，同時借助黨章體現和保障這種統一性。在此基礎上，黨章并非黨組織和黨員、黨和人民博弈妥協的政治契約，而是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基礎性規范。因此，黨章研究要從中國共產黨這一特定主體著手形成關于黨章生成與發展動力機制的認識，就有必要正確思考黨與人民、國家、社會之間的關系結構及其意義。結合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實踐看，黨與人民、國家、社會之間的關系結構主要有兩重表現樣態：一是作為核心領導力量的中國共產黨，為帶領全體中國人民實現理想目標，需提出一套完整的理念方針、方案措施，以強大的組織體系和政治能力主導國家和社會的發展進程；二是作為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為永葆其先進性，需接受人民利益訴求、國家與社會發展需求的塑造，以高度的政治自覺回應時代使命。這種相互塑造邏輯，推動著中國共產黨不斷革新對自身建設、人民保障、國家和社會前進方向等問題的認識，并將其反映到黨章之中。黨章研究在分析各類黨章現象時，應主動貫穿這一邏輯線索。

就黨章這一分析維度而言，其旨在考察黨章作為黨的政治意志載體的理性價值與工具價值，在形式與實質的統一中明確規范文本內在的生成邏輯。從規范制定主體與規范表現形式之間的關系看，黨章本質上屬于中國共產黨依據特定政治理念與理想目標進行政治決斷的結果，映射出最高政治領導力量的政治成熟及對黨和國家歷史經驗、未來道路的準確把握?？梢哉f，黨章是用一種具備極強形式理性特征的方式，對可制度化的價值內容進行規范闡釋，以確認和保障現實的政治秩序。據此，黨章維度需同時關注兩個層次的問題：一是黨章的實質價值內核，即黨章背后隱含的政治意圖和政治方向，其屬于黨章文本必須加以體現和維護的根本性存在；二是黨章的形式價值表現，即黨章如何將中國共產黨賦予的實質性價值內容進行高度抽象化與制度化，以符合現代化治理的形式理性要求。這兩個層次密不可分，不可偏廢。黨章研究只有深入認識實質價值，才能切實揭示形式文本中具體規范或條款的實際由來和真正意涵；只有合理看待形式價值，才能更好理解制度化處理實質價值內容的標準要求和影響因素。

就黨和國家治理這一分析維度而言，其旨在考察黨章參與治理實踐的方式與情況，在靜態與動態的交織中發現規范文本外在的作用邏輯。作為黨的統一意志的最高規范表現形式，黨章一經形成，便象征著“一面公開樹立起來的旗幟”［39］（P350），其核心目的是凝聚共識、團結力量、指引方向。例如，十七大黨章修改時，專門寫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的內容，就是為“有利于全面反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內在要求，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布局、目標、任務更加明確，有利于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更好地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5］（P529）。這種對團結統一政治秩序的追求，也使黨章與一般政黨章程大不相同。黨章需要在中國共產黨管黨治黨、治國理政過程中，發揮出應有的規范、引領和保障作用，進而培育廣泛的政治共識。這就要求黨章研究必須緊密結合黨和國家治理實踐，準確認識黨章的作用途徑。結合黨章的戰略定位與中國的政治實踐，黨章研究的黨和國家治理維度同樣應重點把握兩種途徑：一是黨章塑造黨的途徑，即依托嚴密的組織體系與嚴格的組織紀律，通過學習教育、督促檢查、追責懲戒等方式，直接“把全黨同志的思想統一到黨章上來”［1］（P51）；二是黨章引領國家治理的途徑，即依托“融政黨于國家并與國家權力高度結合的政治形態”［40］（P13），通過制度建設、權力運行等環節，將黨章的價值原則、規范內容傳導至其他政治力量。

黨、黨章、黨和國家治理三個維度相互聯系、互為支撐，共同映射出黨章的生成與作用場域。借助這一三維結構分析黨章現象，能將黨章完整置于論證中心，并有效融合多方因素，不斷拓寬黨章研究視野、豐富黨章研究議題。以此為基礎，黨內法規學立場的黨章研究可得到有序推進，而三個維度之分析，亦最終歸結于系統認識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黨章現象及其規律。

（三）形成貫穿黨章生成與作用場域的理論框架

沿著面向黨和國家政治運行的問題意識，涵蓋黨、黨章、黨和國家治理三個維度的分析框架，黨章研究已初步具備不局限于黨建視野，不簡單從法律規范、政黨政治等“他者”的鏡像中觀察黨章現象的條件。以之為基礎，黨章研究應進一步加強對黨章現象及其規律的整體把握，通過形成一種能補足既有學科研究黨章的缺憾，且更系統獨立、更具現實回應力與方向指引力的知識地圖，進而符合“以中國式現代化為目的、以黨內法規學為方法”的宗旨要求。對此，黨章研究至少應從兩方面作出學術努力。

一方面，黨章研究應堅持相對的獨立性，遵循黨內法規學先在的價值立場全面審視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黨章現象，并據以建立一個集成性的黨章理論框架。根據前述分析，“以黨內法規學為方法”的黨章研究，其理論基點在于中國共產黨按照自身定位與目標建設黨章、運用黨章的內在機理。從這一理論基點出發，可重新整合并明確黨章理論框架的重點內容與延伸方向：一是結合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宗旨、政黨特性，以及中國共產黨在國家和社會中的結構性位置等，研究黨章的核心價值理念、基本原則要求、特殊生成邏輯、獨特規范定位等，形成黨章基本原理論。二是結合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研究決定不同歷史時期黨章文本設計的觀念、利益、立場，以及不同時期黨章發展變遷對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產生的影響，形成黨章史論。三是結合中國共產黨的理念認知、規范要求等，研究黨章確認的各項原則制度，以及這些原則制度對國家法律、民主黨派章程、群團組織章程等的塑造和影響，形成黨章制度論。四是結合中國共產黨的體制機制、領導執政地位，黨章的現實適用情況等，研究黨章對黨的政治活動、國家政治與法治秩序建設、各方政治力量行動選擇的影響，形成黨章運行論。這些內容與方向雖已在既有研究中有一定體現，但由于較強調以黨和國家政治運行為主線貫穿黨章生成與作用場域，講求發展更全面系統的黨章現象解釋機制，因而在觀察視野、議題設置、理論目標上已存在較大變化。

另一方面，黨內法規學立場的黨章研究應保持一定的互動性，在從既有學科尋求知識與方法支持的同時，積極融合并拓展各類黨章研究議題，通過學科對話來發展或修正相應的理論框架?，F代社會科學知識極強的非線性分布特征，使任何學問都不可能為某一學科所壟斷。“以黨內法規學為方法”的黨章研究，追求的亦非另起爐灶的全然創新，而是在堅持價值立場的前提下進行繼承和創新。這就意味著黨章研究應保持一種學術取向上的互動性，即合理關切黨建學、法學、政治學等學科的黨章研究議題設置情況，不斷擴展對黨章與黨的建設的思想理論、概念話語、制度規范等要素，與憲法法律、政治體制等對象之間關系的認識，提升從紛繁復雜的政治現實中抽象普遍性知識的能力。只有這樣，黨章研究才能更好地實現自我完善，并基于黨內法規學立場真正建構起邏輯自洽的知識體系，從而實現對中國式現代化命題戰略性需求的系統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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