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特色刑法學得以建立和不斷發展，已經成為世界刑法學的一支重要流脈，并走向世界。同時，經過最為廣泛的實踐，中國刑法學也孕育更加健全完善的自主發展模式，持續有效回應現實需要。要在習近平法治思想引領下，全面深化中國特色刑法學研究和實踐，加快建構中國自主的刑法學知識體系，推動中國特色刑法學現代化發展。

　　一、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根本遵循

　　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社會主義刑法學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同時也面臨一定的發展困難和挑戰。概言之，就是沒有很好地從獨立自主的角度出發，以中國發展為參照系，求真務實地面向我國犯罪治理的實際情況，真正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自主發展之路。反而，一定程度上出現了過度推崇域外刑法理論所謂的“比較性”優勢，單方面強調推倒重來，遠離了中國特色刑法學的本真。

　　習近平法治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時代化最新成果，為中國特色刑法學現代化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闡明了發展完善的最關鍵問題，那就是必須堅持從中國國情出發，在全人類最廣泛的實踐中發現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努力構建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刑法學理論體系。只有抱以充分的制度自信，既重視獨立自主發展，也重視開放兼容，才能堅守并釋放“中國特色”的整體優勢。

　　一是要堅定中國特色刑法學理論自信，做好新時代法學教育工作。中國特色刑法學要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必須立足國情、扎根實際，既不能簡單照抄照搬，也不盲目自我否定。其中，做好法學教育這項基礎工作顯得尤為重要。2022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為誰培養人、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始終是教育的根本問題。貫徹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意見》，應當堅持黨的領導不動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傳承刑法的“紅色基因”，豐富中國特色的時代內涵與刑法要義。二是要堅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不動搖，全面深化中國特色刑法學的理論與實踐，培育“由中國問題向中國方案”的研究范式和實踐品格，而不是簡單的“推倒重來”，也不是毫無章法的“小修小補”。中國特色刑法學的百年發展歷程也充分顯示，堅持獨立自主是不可動搖的“底色”，兼容并蓄、合理借鑒是積極有益的“添色”。因此，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應當從中國國情和實際出發，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從我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中探索適合自己的法治道路。這是最具“中國特色”的發展經驗。

　　二、加快建構中國自主的刑法學知識體系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增強文化自信。2022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中國特色刑法學現代化發展，關鍵在于立足中國國情，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刑法學的特色、風格以及制度優越性等，加快建構中國自主的刑法學知識體系。

　　一是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是黨和國家事業取得舉世矚目重大成就的根本政治保證與制度基礎。只有始終堅持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才能從根本上保證國家和社會生活法治化進程的順利推進。堅持黨的領導，也是中國特色刑法學現代化發展的根本遵循，保證刑法的現代化不脫離中國實際，以夯實刑法學自主自立的根基。二是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應有之義。全面依法治國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是人民，必須堅持為了人民、依靠人民。人民刑法是刑法的本有特質。中國特色刑法學現代化發展，應當錨定以人民為中心的坐標，并作為基本抓手與制度支點，這是刑法追求的終極價值之原點。三是要堅持理論與實踐結合。應當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全面深化中國刑法學的理論與實踐，立足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問題，提出中國方案，這才是中國特色刑法學現代化發展的根本之道。

　　三、堅守現代刑法法治理念與基本原則

　　刑法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特別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價值在刑法典上的一種宣示，是刑法理論體系及其學說的濃縮與精華，構建起豐富而廣博的自主知識與理論圖景。我國刑法始終堅持并倡導罪刑法定、罪責刑相適應、適用刑法人人平等等基本原則。這也是我國刑法現代化所應秉承的基本理念。刑法基本原則的綱領性、全局性以及貫穿性之基本特質，使其被賦予指導司法實踐的重大使命。

　　刑法理論體系下的基本原則，被立法化并納入刑法后，刑法理論上就認為“大功告成”，其實仍是“未竟”的實踐。我國刑法三大基本原則的司法實踐及其指導意義，雖是刑法面向實踐的最重要內容，卻并不應理所當然地認為已經充分貫徹，實際情況仍有不少問題。在刑事司法實踐走向日益精細化的時代，充分發揮刑法基本原則的司法指導功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刑法基本原則指導刑事司法實踐，有一套自成體系的法理基礎、運作機理以及具體措施，三大基本原則也各有千秋。應當積極培育、提升刑法基本原則指導司法實踐的能力，從多維度持續優化刑法基本原則指導司法實踐的功能。

　　此外，雖然刑法并未明文規定，但從世界潮流與刑罰本義看，刑罰人道主義實質上也應當作為刑法的基本原則，以彰顯現代刑法的文明底蘊。

　　四、遵從積極妥當的刑法功能觀

　　刑法的任務是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懲罰犯罪是為了保護社會，保障人權是刑法的終極使命。人權保障是刑事法治理念的基礎性要求，是當代刑法機能所蘊涵的重要內容。不論面臨何種安全挑戰與秩序訴求，均不能松動人權保障的紅線與底線。同時，刑法治理犯罪的功能仍需夯實與鞏固。

　　整體地看，社會歷史形態的變遷決定刑法制度的進化命運，全球風險社會與網絡社會的交替交織孕育了當代刑法積極預防風險的時代任務，回應當代社會風險的預防性刑法理念呼之欲出，以犯罪化、危險犯配置、安全價值優位、刑罰積極預防等為特征的預防性立法是集中體現。應當正視刑法工具屬性的客觀性與刑法功能主義的發展性，以比例原則控制其極端工具化的異變。應當深化研究社會變遷引發犯罪形態結構變化的基本規律，聯動犯罪學與規范刑法學，以刑事政策的理性化推動刑法參與社會治理的科學性。當前，安全政策日益強化，安全價值地位提升，促使當代刑法更積極、主動地保障國家總體安全。安全刑法是因應安全政策變動的產物，顯示刑法功能投放的側重點。但是也要重視刑法謙抑精神，倡導刑罰有效的必要制裁功能觀。

　　五、秉承綜合的犯罪概念

　　犯罪概念是各國刑事立法與理論體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基本問題，它主要解決“什么是犯罪”這一前提性問題，并對犯罪構成理論等產生直接影響。

　　我國刑法第十三條規定了犯罪概念，既是對我國刑法上“犯罪”的高度概括與凝練，也是認定犯罪、劃分罪與非罪界限的基本依據。根據第十三條的規定，犯罪這種行為有以下三個基本特征。第一，犯罪是危害社會的行為。行為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是犯罪最基本的特征。在判斷上，要用歷史的觀點看問題、要有全面的觀點、要透過現象抓住事物的本質。第二，犯罪是觸犯刑律的行為，即具有刑事違法性。違反刑法即觸犯刑律的行為，是刑事違法行為。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是刑事違法性的基礎，刑事違法性是社會危害性在刑法上的表現。第三，犯罪是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即具有應受懲罰性。對于違反刑法的犯罪行為，要承擔刑罰處罰的法律后果。犯罪是適用刑罰的前提，刑罰是犯罪的法律后果。應受刑罰處罰也是犯罪的基本特征。

　　犯罪的以上三個基本特征是緊密結合的，也是任何犯罪都必然具有的內容。一定的社會危害性是犯罪最基本的屬性，是刑事違法性和應受懲罰性的基礎。社會危害性如果沒有達到違反刑法、應受刑罰處罰的程度，也就不構成犯罪。當前，網絡犯罪問題日益嚴峻，與之相關的網絡犯罪研究不斷升溫。厘定網絡犯罪的概念，是有效應對網絡犯罪和建構網絡刑法理論體系的重要前提。形式或者實質的網絡犯罪概念均有利弊。堅持實質和形式相統一的犯罪概念，是中國刑法學的重要特色之一。網絡犯罪概念獨立于傳統犯罪概念，擔當網絡刑法體系的基礎范疇。綜合的網絡犯罪概念應融合技術與規范的基本支點，應闡明基本構成要素、本質特征及其對網絡犯罪構成的“前提”意義，充分激活網絡犯罪概念供給理論發展、引領立法修正、指導司法適用的多重功能。

　　六、堅持中國式四要件犯罪構成理論

　　中國刑法學中的四要件犯罪構成理論不是照抄照搬的產物。堅持主客觀要件有機統一的四要件犯罪構成理論是我國刑法學的基本底色與根本前提，對刑事司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適法指導意義。

　　我國四要件犯罪構成理論是一種歷史性的選擇，具有歷史合理性；符合中國國情，具有現實合理性；邏輯嚴密、契合認識規律、符合犯罪本質特征，具有內在合理性；相對穩定，適合中國訴訟模式，具有優勢。在堅持中發展完善，是刑法學者應該恪守的基本學術規范和準則，不斷完善是四要件犯罪構成理論的生命力所在。應繼續堅持罪–責–刑

　　的中國刑法學體系；同時，也應改變靜態的研究方法，加強刑事責任理論的探索，注重具體問題的解決，進一步促進中國刑法學體系的完善，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犯罪構成理論體系。

　　七、完善罪責刑關系下依法定罪、歸責、量刑的運行機制

　　以罪–責–刑為基本模式的中國刑法學體系已獲得了廣泛認同。認定犯罪、確定犯罪人的刑事責任、裁量犯罪人應受的刑罰輕重，是任何刑法學體系都繞不開的中心問題。在中國刑法學體系中，認定犯罪的任務是由以四要件犯罪構成理論為中心的犯罪論完成的，而確定刑事責任大小則由刑事責任論完成。相對獨立的刑事責任論是中國刑法學體系的重大特色。因此，中國刑法學體系的基本型態應為：罪（犯罪論認定犯罪）–責（刑事責任論確定責任）–刑（刑罰論決定刑罰）。犯罪論依據犯罪構成理論認定一個行為是否成立犯罪，為確定刑事責任提供基礎；刑事責任是介于犯罪與刑罰之間的橋梁和紐帶，對犯罪和刑罰的關系起著調節作用；刑罰論決定構成犯罪應負刑事責任的犯罪人如何處罰。罪–責–刑的基本邏輯結構與司法運作機制，乃是整個刑法內容的縮影。認定犯罪–確定責任–決定刑罰，以動態的方式完整地反映了辦理刑事案件的基本步驟和主要過程。

　　定罪、歸責、量刑既是刑法運作的基本內容，也是刑事司法的基本任務。實體上要完成定罪、歸責以及量刑，還必須通過刑事訴訟予以實現。這就是實體法與程序法之間辯證統一關系的體現，也是我國刑事法運作的基本原理和經驗。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有罪判決。證據確實、充分，是指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這為定罪、歸責、量刑所需的訴訟規則等提供了合法根據。

　　概言之，應當堅持定罪、歸責、量刑的動態式、流程化刑法運作機制；同時，必須做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程序合法、裁量適當。

　　八、推動刑法治理犯罪的現代化迭進

　　刑事治理現代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衡量新時代國家治理水平以及經濟社會現代化程度的重要參考。科學的犯罪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是刑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犯罪治理的起點不再只是發揮刑法的懲罰作用，簡單地試圖消滅犯罪，而應當是全面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持續提升社會安全感。在充分兼顧安全與發展下，充分保障人權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刑法治理中的具體表現。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既要積極治理犯罪，也要保障人權；不能片面地強調人權保障，弱化了犯罪治理的必要性，更不是一味地從寬處理，還要堅持寬嚴相濟。

　　在犯罪治理能力的建設上，可以優先聚焦以下幾點。一是轉變觀念，堅持實體與程序并重，定罪、歸責與量刑并重的觀念，全流程、全體系地建構犯罪治理能力。其中，尤其應當根據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突出抓好刑罰部分的制度完善，通過不斷加強刑罰的有效性，使刑事制裁體系能夠滿足犯罪治理的新需求。二是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可以將適度、積極的刑法觀作為犯罪治理的重要理論參考。它較好地扭轉了刑法始終要保持事后干預的消極立場，強調根據犯罪態勢等需求，適度提前介入和積極干預，以更好滿足社會治理需求。三是推動更加理性與科學的輕罪治理。應當理清初始起點、發展動因、任務設定與基本構成等，明確刑法應變的內在邏輯與精準方向，確保輕罪治理的合法、正當和有效。應當善用積極變量，實現輕罪立法的整體迭代。四是微罪的相對獨立與專屬治理。微罪立法持續增量，微罪體系日漸擴大，不宜再“嵌居”于輕罪體系內。微罪應從依附走向自立自主，并作為刑法體系的獨立組成部分。應基于“立法定性+立法定量”的模式，提升立法的科學性與正當性；也要注重專屬刑罰體系的創設，使罪責刑之間更相稱。

　　九、倡導理性的刑罰有效性立場

　　刑罰是最嚴厲的強制方法。通常認為，刑罰具有剝奪或者限制再犯、一般與個別威懾、改造以及教育、安撫、鼓勵等功能。基于此，刑罰還被賦予了特殊目的，旨在實現國家治理犯罪的終極目的。通行理論認為，刑罰的目的是由特殊預防與一般預防組成，是雙面預防。特殊預防，是指通過對犯罪分子適用刑罰，懲罰改造犯罪分子，預防重新犯罪。一般預防，是指通過對犯罪分子適用刑罰，威懾、儆戒潛在的犯罪人，防止走上犯罪的道路。在一般預防的實現上，需強調刑罰的適當性、公開性、及時性等。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是刑罰目的的兩個方面，二者之間是對立統一的關系。這是我國刑罰目的的一般理論安排。

　　根據犯罪結構變動、社會和諧穩定以及輕罪治理等因素，在普遍正義觀的引領下，未來還可以探索建立以報應、預防和恢復協同重構我國的“三位一體”的多層次、類型化刑罰目的理論體系。此外，刑罰還需要積極回應網絡犯罪、人工智能犯罪以及數字時代的新需求，適時作出必要的調整。

　　十、采納審慎有序的死刑政策

　　我國立法機關通過刑法修正案多次削減死刑罪名，充分表明國家在對死刑的認識上向更加理性、冷靜的審慎態度發展。同時，也是對寬嚴相濟基本刑事政策的積極貫徹。更為重要的是，還體現出國家對公民生命權利這一基本人權的充分尊重，有利于促進社會治理機制健全和我國社會的文明進步。

　　在死刑改革上，還有必要探討死刑替代措施。它是在不適用死刑的情況下應該采取并用來代替死刑的刑罰方法。死刑替代措施應以現行刑罰體系為基礎，以廢除或限制死刑實際適用為前提進行考察，選擇能夠直接擔當“最嚴厲”法定刑角色、保持足夠的威懾力的刑種。當前，我國通過立法規定了不得減刑、假釋的終身監禁，就是有益的探索。這為死刑改革供給了更加豐富多元的本土路徑。

　　人權保護是刑事法治理念的基礎性要求，是當代刑法機能所蘊涵的重要內容。為了秉承人權保障之憲法精神，進一步強化刑法對人權的全面而有效的保護，應當逐步減少和廢除死刑罪名，使其僅限于特定的罪行、情節極其嚴重的犯罪。在此前提下，應當堅持從中國國情出發，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逐步減少死刑。

　　作者：“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