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時代，國際格局深刻調整，大國關系加快重塑，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近年來更是加速演進，全球治理體系中不公正不合理不適應等矛盾問題愈發凸顯，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迫切需要先進思想理念的感召引領和負責任大國的身體力行、持續推動。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洞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入思考人類前途命運，創造性地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理念，倡導以國際良法促進全球善治，為推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指明方向，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由此進入了引領全球治理變革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時代。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明確了我國深入參與全球治理、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法治化的宗旨原則、方法路徑、使命任務，體現了習近平法治思想與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有機融合，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事業提供了中國方案。

　　一、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中國積極展現負責任大國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為與擔當

　　為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貢獻中國智慧，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瞻遠矚、胸懷天下，著眼人類社會和平與發展崇高事業，立足人類發展大潮流、世界變化大格局、中國發展大歷史作出的重大決策，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對人類共同未來的不懈追求與使命擔當。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始終堅定地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站在人類文明進步的一邊、站在絕大多數國家共同利益一邊，以前所未有的廣度、深度、力度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

　　聚焦發展、安全、文明，作出重要的理念貢獻。發展、安全、文明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堅實基礎。習近平總書記倡導構建團結、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發展伙伴關系和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鮮明指出“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有各國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處、合作共贏，繁榮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①。近年來，中國先后向國際社會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受到國際社會熱烈歡迎，正逐漸成為國際共識。全球發展倡議堅持發展優先、共同發展、可持續發展觀，呼吁國際社會加快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推動實現更加強勁、綠色、健康的全球發展，構建全球發展共同體。全球安全倡議倡導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安全架構，共建人類安全共同體，回應了國際社會維護世界和平、防止沖突戰爭的普遍期盼和愿望。全球文明倡議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深層次命中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沖突與對抗的文明根源和痛點，彰顯了新時代全球治理觀的包容并蓄。統籌發展、安全、文明，契合時代要求，順應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維護國際團結的共同追求，是消弭發展赤字、破解安全困境、促進文明繁盛的重要理念指引，是中國為深化全球治理體系改革作出的重大原創性貢獻。

　　堅持多邊、開放、自主，作出積極的機制貢獻。推動國際秩序由“變”到“治”，形成長效治理機制、走國際法治之路是大勢所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行國際秩序并不完美，但只要它以規則為基礎，以公平為導向，以共贏為目標，就不能隨意被舍棄，更容不得推倒重來。”②中國始終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多次在各類國際場合重申，要建設一個各國權利、義務、責任相統一的法治世界，并始終付諸行動。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積極參與并推動世貿組織改革取得積極成果，推動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成功主辦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等多場峰會，實施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展現出加強團結協作、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的決心。堅持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全面履行入世承諾，大幅放寬市場準入，持續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發起成立亞投行、新開發銀行，為全球經濟治理搭建新的合作平臺。堅持自主選擇發展道路，始終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己的立場和政策，維護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維護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打造廣泛的“金磚+”平臺，不斷推動提升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

　　倡導對話、包容、合作，作出務實的行動貢獻。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和公共產品的提供者，也是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的重要推動者。習近平總書記向世界作出莊嚴承諾，“中國人民將繼續與世界同行、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③。倡導對話而不對抗，積極參與朝鮮半島、伊核、敘利亞、阿富汗等熱點問題的斡旋，推動政治解決，連續15年派軍艦參與亞丁灣護航行動，在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派遣維和人員數量最多，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決危機的努力。倡導包容而不排他，主張國際規則應該由國際社會共同制定，鼓勵世界各國平等參與、積極融入全球治理事務，不搞排他性安排，不搞小圈子，旗幟鮮明反對一切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努力推動全球治理政策完善和機制創新。倡導融合而不脫鉤，主導創設全球和區域治理新機制，推動建立健全國際經濟金融領域、新興領域等方面的新規則，提出《國際糧食安全合作倡議》《全球數據安全倡議》《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推動達成《巴黎協定》，宣布“雙碳”目標，在國際社會尋求最大公約數。在世界政治經濟安全格局加速震蕩重組的背景下，中國持續向世界提供重要國際公共產品，作出一系列務實行動，為應對全球性挑戰作出了中國貢獻，充分展現了我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的大國擔當。

　　二、亂而思治、危而望安，現行全球治理體系中不公正不合理不適應等矛盾問題亟待解決

　　當前，全球治理體系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國際社會對推進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的呼聲越來越高。總體上看，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全球治理赤字增加，全球熱點問題此起彼伏、持續不斷，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交織，意識形態和實際利益糾葛，恐怖主義、重大傳染性疾病、難民危機、網絡安全、氣候變化、能源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持續蔓延，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日益增多，全球治理備受考驗。與此同時，昔日推動全球化的一些西方國家喪失了繼續推動全球化的動力，民粹主義思潮暗流涌動，片面追求國家利益的單邊主義外交政策肆意橫行，強權即公理的霸凌主義“政治病毒”蔓延擴散，妄圖強化對全球治理體系的集團化、集權化、等級化塑造，侵蝕國際社會信任與合作。具體來看，全球治理體系中不公正不合理不適應等矛盾問題及產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伴隨國際格局演變，全球分裂及對立趨勢加劇。冷戰后形成的以相對穩定的美俄、美中和美歐雙邊關系和美中俄、美俄歐三邊關系為機軸的大國協作關系陷入困局，大國關系中的合作面明顯下降、競爭面明顯上升，國家間的相互猜忌與防范加劇，信任累積不充分、信任質量不高、信任發展不平衡、信任關系不對稱等問題更加凸顯。同時，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在國際關系中惡意挑起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對抗，加深各國間誤解、猜疑、隔閡、忌憚，零和博弈、冷戰思維不時抬頭，東西方之間的信任鴻溝、南北方之間的利益分歧亟需彌合。

　　二是伴隨保護主義抬頭，發展問題在國際議程中遭遇漠視。隨著逆全球化思潮持續發酵，以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系遭受重創，嚴重影響世界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便利化，給全球經濟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面對收入分配不平等、發展空間不平衡等問題，在保護主義影響下，各國宏觀政策難以協調同步，個別國家熱衷于將經濟、科技、文化等領域問題政治化，頻頻“筑墻設壘”，全球發展進程受到嚴重阻礙。

　　三是伴隨霸權主義危害加深，熱點地區沖突頻現、動蕩加劇。伊核問題、朝核問題、阿富汗問題、敘利亞問題、利比亞問題、伊拉克問題、也門問題等地區熱點問題久陷泥潭，烏克蘭危機延宕加劇、中東沖突硝煙再起，大批民眾飽受戰火摧殘，整個世界亂象紛呈。美西方國家恃強凌弱、巧取豪奪、零和博弈等霸權霸道霸凌行徑危害深重，北約不斷擴容，導致世界安全環境進一步惡化。以美俄核裁軍條約為基礎的國際軍控體系遭受重創，嚴重影響全球戰略平衡與穩定，引發新一輪核軍備競賽的危險大大增加，世界將因此變得更加不安全和不穩定。

　　四是伴隨地緣政治博弈加劇，全球治理規則失范日益凸顯。受制于美西方與俄羅斯的激烈對抗，以維持世界和平與安全為首要宗旨的聯合國對烏克蘭危機、巴以沖突束手無策，持續面臨信譽危機，以聯合國安理會為核心的集體安全體制難以有效運作，全球治理體系或將出現“大斷裂”。在國際法治領域，美西方國家對國際法采取實用主義的“雙重標準”，對人不對己，合則用，不合則棄，對他國內政的干涉，已從政治施壓、經濟制裁、武力干涉，發展到通過國際司法機制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對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等國際法基本原則造成嚴重沖擊。

　　五是伴隨世界多極化漸進發展，國際秩序正面臨歷史性變革。當今時代，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對世界政治格局變化產生重大影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集團的世界主導地位持續走弱，特別是美國獨自掌控地區和國際局勢的意愿、決心和能力明顯下降。數百年來西方“地中海文明”主導國際政治的情況開始發生根本性改變。新興市場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全球南方國家開始擺脫傳統對抗型聯盟，著眼于新的合作型伙伴關系，并持續提出新的治理理念、標準和模式。“美國治下的和平”難以反映和體現全球價值共識，愈來愈不得人心。廣大發展中國家希望推動全球治理體系在各國平等參與的情況下改革創新并實現平穩過渡，圍繞著“干涉與反干涉”“制裁與反制裁”的全球治理主導權博弈正持續演進。

　　面對復雜嚴峻的國際形勢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現實需要，中國在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中還存在一些短板和弱項。比如，在國際規則的制定和實施以及引導國際輿論等方面，我們爭取國際話語權的能力還不夠強，相比之下西方的優勢仍較為明顯；我國涉外法治建設仍不夠完善，應對國際經貿摩擦的能力還比較弱，國際斗爭法律“工具箱”還不夠豐富；高素質、復合型、國際化的高端涉外法治人才緊缺，在聯合國等重要國際組織中承擔戰略設計、規劃制定等宏觀政策工作的高級職員為數甚少，精通國際組織法律事務的涉外法律人才更是鳳毛麟角。這些薄弱環節不同程度影響著我們在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亟待彌補和解決。

　　三、弘揚法治、協和萬邦，以國際關系民主化法治化為人類美好未來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定維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主動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推進國際關系法治化。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以國際良法促進全球善治，助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④我們要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外交思想為指導，更好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著力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法治化，為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營造良好制度環境、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要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堅定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倡導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旗幟鮮明反對一切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毫不動搖反對任何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凌行徑。要主動對標、對接、吸納《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等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

　　要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全球安全觀，完善全球安全治理體系，履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責任，加強國際安全合作，堅持聯合國維和行動基本原則；堅持公平普惠、開放合作、全面協調、創新聯動的全球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堅持人權的普遍性原則同本國實際相結合，尊重和保障人權，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開展人權領域國際交流與合作，推動國際人權事業健康發展；堅持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尊重文明多樣性，推動不同文明交流對話。

　　要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維護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權威與地位，支持和參與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授權的維持和平行動；維護國際軍備控制、裁軍與防擴散體系；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維護多元穩定的國際經濟格局和經貿關系，維護多邊貿易體系，反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

　　要建設德才兼備的高素質法治人才隊伍，以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有力的涉外法治人才支撐為出發點，以優化涉外法治教育布局、提升涉外法治人才培養質量、建設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開放要求相適應的涉外法治人才隊伍為抓手，加強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和法學教育內部的統籌協調。要創新人才培養體制機制，優化學科專業結構，提升國際法學學科地位，健全跨學科人才培養模式，推進法學與涉外領域學科專業交叉融合，強化實踐能力提升。重點要做好高素質涉外執法司法和法律服務人才培養，做好國際組織法律人才培養推送工作。

　　要堅定法治自信，傳播新時代中國法治聲音，講好新時代中國法治故事。加強中國特色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進一步做好中國特色涉外法治理論的研究和宣傳。把握國際制度規則體系發展方向，圍繞全人類發展安全持續貢獻高水平國際公共產品，深化同二十國集團、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組織合作，提供更多中國方案，著力增強設置、傳播、實踐全球治理議題的能力和成效，切實提升我國的全球治理話語權和國際規則制定權。

　　作者：武漢大學國際法治研究院特聘教授，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