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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確立的依法治國理論，并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中華民族尤其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人類優秀法律文明的傳承，是西方兩千多年法治思想在當代中國的偉大實踐。四中全會的《決定》是人類法治文明發展歷史上的一個偉大里程碑。

　　一、良法之治：亞里士多德關于法治的經典定義

　　2300多年前，古代希臘偉大思想家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提出了法治的著名定義：“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訂得良好的法律”(《政治學》，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199頁)。國內雖有個別學者認為亞氏的這一定義是工具主義的法治觀，是一種錯誤的法治理論(王家國：處在“一體三元結構”中的法治與和諧，載《當代法學》2008年第3期)。但我認為，亞氏的這段話，強調了良法之治，強調了法治的實質正義，與中國古代商鞅、韓非等法家所提倡的形式法治有本質的區別。亞氏的定義，開創了西方乃至整個人類的法治傳統。

　　二、法治傳統的形成：中世紀以后西方法治的發展

　　亞里士多德的法治二要素理論，奠定了西方法治傳統的基礎。經過以后歷代思想家的補充發展，日益豐富和完善。在這過程中，有幾位思想家的貢獻甚大。

　　第一位就是中世紀歐洲神學思想家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7―1274)，他在《神學大全》一書中，明確指出：所謂法，就是“人類理性的表現”，就是“有關公共幸福的合理安排”(《阿奎那政治著作選》，馬清槐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04頁，第106頁)。阿奎那這些觀點，豐富了亞氏關于良法的內涵，這是阿奎那對西方法治傳統的第一個貢獻。阿奎那的第二個貢獻，就是在歷史上最早提出了要用法律來限制國王權力的濫用，從而將法治的內涵擴展到良法之治和限制公權力濫用兩個層面。

　　進入近代以后，在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的鼓吹和宣傳之下，西方法治理論進一步得到張揚，其內容也變得更加豐富。如英國思想家洛克(J.Locke，1632—1704)在《政府論》一書中，就明確指出：“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法律一經制定，任何人也不能憑他自己的權威逃避法律的制裁”(《政府論》，葉啟芳、瞿菊農譯，下篇，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97頁，第59頁)。而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C.L.Montesquieu，1689—1755)，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詳盡闡述了“法律應該是對一切人而制定的。”“自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論法的精神》，張雁深譯，上冊，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204頁，第154頁)。之后，經過法國思想家盧梭(J.J.Rousseau，1712—1778，提出“主權在民”，“法律是公意的體現”，“法律的目的追求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美國聯邦黨人(提出了美國式的法治模式)，以及英國憲法學家戴雪(Albert. V. Dicey，1835-1922年，提出了普通法和普通法院的至高無上)的補充完善，進一步得到了發展。

　　而德國法學家斯塔爾(F.J.Stahl)和邁耶(Otto Mayer)，在吸收英、法等國法治思想的基礎上，不僅明確提出了法治國家(Rechtsstaat)的概念，而且對其內涵進行了詳細的闡述。斯塔爾和邁耶認為，法治國家包含三個要素：一是法律的法規創造權;二是法律優位，即法律至上;三是法律的保留。之后，經過后世學者，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著名自然法學者富勒(提出了“法治八原則”)和英國法理學者拉茲(提出了“法治八要素”)的發展，法治的內涵進一步成熟，確立了如下4個基本要件：(1)通過法律保障人權(公民的各項基本權利)，限制政府公共權力的濫用;(2)良法的治理，這種良法最基本的要素就是必須尊重人的平等、自由、良心和尊嚴;(3)通過憲法確立分權與權力制衡的國家權力關系;(4)確立普遍的司法原則，如司法獨立、無罪推定等。其形式標志為擁有完備統一的法律體系、普遍有效的法律規則、嚴格公正的執法制度和專門化的法律職業。

　　三、繼承與發展：四中全會《決定》對西方法治理論的傳承

　　從四中全會《決定》的內容來看，上述西方法治文明成果中的精華，我們都已經予以繼受，并加以了發揚光大。如《決定》強調了“法治”的極端重要性：“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

　　又如，《決定》強調，實現依法治國的法，必須是良法：“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為了制定出良法，必須要“抓住提高立法質量這個關鍵。”同時，要完善立法體制，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加強重點領域立法，等等。

　　再如，《決定》指出，為了使良法得到嚴格執行，必須強化法律實施環節。《決定》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于實施。。同時，《決定》對如何防止政府權力濫用，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規定了許多詳盡的措施，如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等。

　　還如，四中全會特別強調了審判獨立和司法公正，“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具有重要引領作用，司法不公對社會公正具有致命破壞作用。。為此，《決定》規定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員履行法定職責保護機制：非因法定事由，非經法定程序，不得將法官、檢察官調離、辭退或者作出免職、降級等處分，等等。

　　最后，四中全會還對依法治國的氛圍營造、國民法律素養提升以及法治工作隊伍建設等進行了比較詳盡的闡述，強調“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

　　而所有這些規定，尤其是在強調“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等法治的實質正義方面，已經超越了西方法治理論的范圍，是適合中國國情的推進法治的措施以及偉大實踐，帶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其成果必將對人類的法治文明進步做出貢獻。

　　* 何勤華，華東政法大學校長，教授，全國外國法制史研究會會長，中國法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第二屆全國十大杰出青年法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