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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國法治必須扎根中國大地

　　孟德斯鳩嘗言，法是由事物性質產生出來的必然關系，不同事物會產生不同的法。法是由國家的政治體制、宗教風俗、商業貿易、人口地理、環境氣候等因素決定的，這一切構成了“法的精神”。因此，我們要區分兩種法：一種是人為制定和創設的法，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國家法或制定法;另一種是事物之間必然關系的法，也是自然法，就是我們通常所謂的客觀規律。

　　一個國家的法律究竟是不是良法，關鍵要看它是否符合這個國家的政體結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歷史文化傳統和自然地理要素。法律越符合這些事物的客觀規律，越能體現法的精神，就越是良法，否則就不是良法，甚至可能變成惡法。因此，在國家制定法的領域，并不存在什么普適價值，也沒有什么永恒不變的法律。法律必然因國家政體、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歷史傳統和自然環境的不同而不同。不同的國家、民族和文化都會有自己不同的法。

　　然而，隨著西方現代國家的興起和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西方歷史文化中形成的法律制度也隨之開始擴張。全球近代史既是西方法與非西方法之間的斗爭歷史，也是資本主義法與社會主義法的斗爭歷史。隨著冷戰結束，“歷史終結論”開始興起，西方法治被塑造為普適價值，正隨著美國的全球霸權而在全球推廣，由此引發新的法律移植浪潮。不少非西方國家由于移植的西方法與本土的法律傳統發生沖突，導致政治失調、社會失序，陷入了動蕩、分裂之中，甚至淪為“失敗國家”。歷史上的非洲、拉美諸國和現在的烏克蘭、埃及、利比亞和伊拉克等國都是典型的例子。

　　在全球化時代，中國法治建設無疑會受到了西方法治的影響。但究竟是將西方法治模式作為普適價值而照搬照抄，還是立足于中國實際，扎根中國大地，走中國自己的法治道路?在近代以來，中國法治建設始終面臨著兩條道路的分歧和斗爭。而新中國之所以能夠徹底結束殖民歷史，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進而推動國家崛起和民族復興，是由于我們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使移植的西方現代法律符合中國的政治體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歷史文化傳統。

　　四中全會的決定進一步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要從中國實際出發，符合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體制;要從中國國情出發，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要從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出發，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在此基礎上，“借鑒國外法治有益經驗，但絕不照抄外國法治理念和模式”。這就意味著要扎根中國大地建設法治，開辟中國法治道路，塑造中國法治模式，重建中華法系。

　　二、法治的中國道路：融合三大法律傳統

　　扎根中國大地建設法治，首先就要扎根中國歷史和現實中已經形成的三大法律傳統。

　　其一，中國古代歷史上形成的德治與法治、禮治與法治相輔相成的禮法傳統。這個傳統強調道德教化、風俗習慣對于法治秩序的塑造作用，強調領導集體的道德信念、人格楷模對于法治秩序的推動作用。四中全會決定中特別提出“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并提出要“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無疑是吸收中國古代法律傳統中的有益的要素。

　　其二，新中國成立后形成的社會主義法律傳統，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政法傳統。這個傳統強調政治原則高于法律，法律服務于政治目標，強調人民當家作主的主體地位和人民群眾積極參與的重要性。四中全會旗幟鮮明地強調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的統一，始終強調人民群眾在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各個環節中的積極參與，無疑是在堅持和發揚社會主義政法傳統。

　　其三，就是改革開放以來，學習和借鑒西方的現代法治而形成的法治傳統。這個傳統強調法治保護公民權利、促進公平正義的重要性，強調法律的形式合理性、程序性、公開性和專業性，強調法律規則內在的邏輯性以及法院的獨立審判的權威性。四中全會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并按照法律理性化和程序化的內在邏輯，以司法權的合理配置為目標，提出了一系列司法改革的具體內容，實際上就是對西方法治傳統中有益要素的積極吸收。

　　四中全會的決定實際上是在社會主義政法傳統的基礎上，積極吸收中國古代禮法傳統和西方現代法治傳統的有益要素，從而實現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相統一、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統一、公民參與程序化和法治過程專業化相統一，開辟了一條邁向法治的中國道路。

　　三、黨規與國法：新禮法傳統的建構

　　如果和過往的依法治國理念相比，四中全會決定最大的突破點就是將黨章所統帥的黨規黨法黨紀等納入到國家法治建設的總體戰略目標中，突出黨規黨法體系在國家法治體系中的重要性，強調黨規和國法并舉、黨規和國法相統一。這對于中國法治傳統的塑造無疑具有歷史性的重要意義。它標志著中國法治模式不是國家法一元主義的西方法治模式，而是包括黨規、國法和社會習慣法在內的“多元一體的法治共和國”模式。在這個法治共和國中，如何理解黨規和國法的關系呢?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講話中指出：“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當代中國思想文化也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傳承和升華，要認識今天的中國、今天的中國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國的文化血脈，準確把握滋養中國人的文化土壤。”這段話雖然說的是思想文化，但也完全適用于理解中國法治。當代中國法治實際上是對中國歷史上禮法傳統的傳承和升華。

　　中國幾千年歷史中形成了一套復雜多樣的規則體系來治理國家，實際上就是采取多元一體的法治模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禮和法的二元格局。禮是一套系統的規范和體制，是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修身教化、治國理政的指南。其中既有“天下為公”和“小康社會”的理想信念，也有君臣父子相處的行為準則，既有祭祀外交的規則，也有婚喪嫁娶的規矩，既強調禮樂教化的意義，也重視刑賞征伐的功能。中國古代的德治實際上是指禮治，德治和禮治互為表里，由此形成了德刑相輔、儒法并用、出禮入法、禮法互補的古代禮法傳統。而四中全會強調黨規和國法、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結合，無疑是對中國古代禮法傳統的傳承和升華。

　　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以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繼承了“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古代政治理想，繼承了古代士大夫階層“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道德情操，以實現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政治信仰，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的道德信念。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將中國共產黨看作是現代的士大夫階層。

　　黨章及整個黨規黨法體系就是黨的組織和行動的規范，其中既有黨的理想信念宗旨，也有黨的領導組織體制;既有路線、方針和政策，也有具體的行為規范;既有黨內政治生活準則，也有黨員日常活動的紀律;既有規范黨組織運作的法規，也有規范黨員道德修養的規矩。這套龐大復雜的規則體系完全可以看作是現代的禮制。黨章以及黨規黨法所確立的理想信仰、政治準則、行為規范和道德規范等，無疑要高于國家法律的要求。國法是對普通老百姓的底線要求，而黨規對黨員干部提出了更高的政治和道德要求。黨規和國法的關系類似于古代禮和法的關系，二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因此，四中全會才特別強調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要實現依法治國，必先實現依法執政。中國共產黨，尤其是黨的高級領導干部，要成為遵紀守法的先鋒模范，在依法治國中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四中全會正在開辟中國法治的新傳統，社會主義政法傳統實際上是在古代禮法傳統的基礎上構建現代的禮法傳統。四中全會正是在多元一體法治共和國的格局中，將傳統法與現代法、大陸法與普通法融為一體，將中國傳統價值與現代法治理念融為一體，重建現代中華法系。

　　* 強世功，北京大學社科部副部長、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