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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EarlWarren)接受任命時，或許并沒有想到自己率領下的最高法院，會作出那么多涉及種族隔離、民權平等、政教分離、逮捕程序的著名判例。畢竟，他是被傾向保守的艾森豪威爾總統所提名的——這項提名后來被艾森豪威爾稱為自己“一生中所犯的最愚蠢的錯誤”。

　　1891年3月，厄爾?沃倫出生于加利福尼亞州的普通家庭，從伯克利加州大學畢業后進入律師事務所工作。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26歲的沃倫應征入伍。戰爭結束后，沃倫在加州地方法院擔任法官助理，次年成為奧克蘭的基層檢察官，而后成為加州的總檢察長，并轉向政界。1942年，沃倫以共和黨的身份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1953年，艾森豪威爾總統提名沃倫出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沃倫領導下的最高法院掀起了一場又一場憲政革命，推動了美國五六十年代的種種社會運動。因此，后世稱之為“司法主動主義”“積極有為的自由派司法”。當美國社會習慣于貶低黑人、窮人、青少年、女性和精神疾患者時，最高法院卻不斷地打破這種慣性，保護黑人、刑事被告人和窮人的憲法地位。這一切，是沃倫和他的同僚們通過一個又一個案例推動的，其中包括1954年的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裁定公立學校種族隔離違憲)和1964年的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確立了對公眾人物誹謗案件的“真實惡意原則”)等等。

　　這些經典判例當中，最為著名的案例或許是米蘭達案。這是聯邦最高法院于1966年審理并最終以5比4作出判決的一個里程碑式的案件。1963年，23歲的恩納斯托?米蘭達(ErnestoMiranda)因涉嫌強奸和綁架婦女在亞利桑那州被捕，警官隨即對他進行了審訊。在審訊前，警官沒有告訴米蘭達有權保持沉默、有權不自證其罪。米蘭達文化不高，從未聽說過美國憲法第5條修正案對于“不得強迫公民自證其罪”的規定。經過兩小時的審訊，米蘭達對于自己的惡行供認不諱，并在供詞上簽字畫押。亞利桑那州地方法院開庭審理米蘭達案時，檢察官向法庭和陪審團出示了米蘭達簽字的供詞，作為指控他犯罪的重要證據之一。

　　1966年，聯邦最高法院以5比4的微弱優勢，判決地方法院的審判無效。今天成為經典的這一判例，當時可是極富爭議。對這一判決投下反對票的四位大法官認為，這一決定是多數派對刑訊逼供問題的過度反應。他們認為，所有犯罪嫌疑人一經警告，肯定都會要求律師幫助并拒絕給予警方口供。大法官約翰?哈蘭二世寫道：“如果沒有嫌犯口供，有些案件很可能永遠無法破案，眾多專家的證據表明，這對減少犯罪非常關鍵。”大法官懷特在宣讀異議時，情緒頗為激烈地表示：“最高法院的新規則將把殺人犯、強奸犯和其他罪犯送回大街，送回產生犯罪的環境之中，讓罪犯在興高采烈之時重復罪行。”

　　對此，沃倫根據自己長期擔任基層檢察官的經歷，耐心地說服其他幾位大法官同意他的觀點。他堅持認為，只有施行“米蘭達忠告”，才能有效地約束和限制警方權力，防止警察對犯罪嫌疑人進行刑訊逼供和精神恐嚇，有效地保護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憲法權利。在判決書中，沃倫特意引用很多警方執法犯法的具體事例，詳細地說明和解釋施行“米蘭達忠告”的必要性。他寫道，由于被警方強制性關押和審訊環境肯定會對被告人產生脅迫性的效果，因此除非犯罪嫌疑人在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權利，并且主動選擇放棄這些權利，否則根據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中的自證其罪條款和第六條修正案中的律師幫助權條款，其所作的任何供詞都將是無效的。由此，米蘭達的定罪被推翻。

　　沃倫在判決中不厭其煩地向全美警務和執法官員詳細說明，在審訊犯罪嫌犯人時所必須嚴格遵守的操作性程序和細則。據美國司法部門統計，“米蘭達忠告”出臺前，刑事重罪案破案率一般在60%左右，“米蘭達忠告”出臺后幾十年來破案率已跌落到40%左右。但是，在“米蘭達忠告”出臺后，因警方刑訊逼供、屈打成招而造成的冤、假、錯案的發生率也降到了個位數。從長遠的歷史進程來看，這一麻煩顯然是值得的——在公權力之惡與犯罪泛濫之間，沃倫決定“兩害相權取其輕”，并從此奠定了美國刑偵制度與人權保護的基礎。

　　(作者為北京大學法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