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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法典中如何編排人格權規范，目前學界的爭論很大：一種主張在民法典中應單獨規定人格權編，另一種則認為人格權在民法典中不能獨立成編。學者們分別從價值、歷史等角度進行了論證。從立法技術角度來看，民法典是將民事法律規范以符合各自屬性的方式表達出來并根據邏輯規則進行編排所形成的組合。因此，對民法典中人格權規范的編排更應從技術性角度考察其規范屬性，以此確定人格權規范在民法體系中的應然位置。

　　人格權規范在屬性上當屬行為規范，即旨在要求主體根據規范的命令或引導來實施行為的規范。其理由在于：第一，人格權規范通過強行性規定確定了民事主體的人格權，權利人應按照強行性規定的內容行使人格權。第二，人格權規范通過禁止性規定確定了權利人的行為界限，即命令權利人應在法律和公序良俗的界限內行使人格權，不得濫用。同時還確定了義務人的行為界限，即命令義務人的行為不得妨礙和侵害權利人正當行使人格權。第三，人格權規范通過任意性規定賦予權利人以請求權，以此來引導人們決定是否選擇并適用預防、制止以及救濟等措施來保護人格權。

　　在行為規范這一屬性上，人格權規范與物權法規范以及合同法規范具有同等性質。不過，如果把這些規范不做細致辨析，而以同屬于行為規范為由等同視之，未免太過草率。其實，細究起來，作為行為規范，人格權規范在命令和引導主體的行為方面與物權法規范、合同法規范有天壤之別。在命令或引導行為人的行為方面，物權法規范和合同法規范都有大量的、細致的具體操作性規定，使行為人可以按照規范的指引按部就班地實施行為。因此，行為規范這一屬性在物權法規范與合同法規范中有明顯的體現。相比之下，人格權規范雖然可以歸類為行為規范，但這一屬性體現得卻很不明顯，因為人格權規范對于行為人行為的命令或引導作用并不是那么細致和具有可操作性。絕大部分人格權規范在于確認主體對人格權的享有，確定主體可以享有哪些為法律所保護的精神權益。比如《民法通則》從第98條到第102條分別規定了民事主體享有生命健康權、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至于行為人如何行使這些人格權，法律并沒有具體的規定。

　　與其他行為規范相比，人格權規范在指引當事人行為方面顯得非常微弱。究其緣由，原因大致有三：

　　首先，對于物權的行使、變更、消滅，當事人都應當按照法律規定的內容和程式完成，否則不產生物權效力。對于合同權利的行使、變更、消滅，當事人應當在合同法強制性規范的界限內進行，否則可能歸為無效。同時在當事人協商不到的地方，合同法的任意性規范可以補充到合同關系中，也起到了指引當事人行為的作用。而人格權的行使、消滅不需要當事人經過復雜的操作才能完成，絕大多數人格權甚至在權利人從生到死的過程中不需要做出任何積極的行為。所以人格權規范也就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如同物權法規范和合同法規范那樣設置細致復雜的規定去命令和引導行為人的行為。

　　其次，物權作為絕對權，其內涵與外延是明晰的，物權人對于權利的行使空間以及界限有著清楚的認識，可以正確地行使權利，而相對人也可以遵守不侵犯物權人物權的義務?；谖餀嗟拿魑吔?，物權法可以并且也有必要通過細致的規定來命令和引導行為人具體行為的實施。而相比之下，同樣作為絕對權的人格權卻存在著社會典型公開性先天不足的問題，它的邊界模糊不清。一方面，人格權內部類型之間此權利與彼權利界分不清;另一方面，人格權的外部邊界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動，使得社會對人格權難以有明確認知。由此，關于人格權的規范無法如同物權法那樣完成明晰行為人的行為空間與界限的任務，這也在很大程度上減損了其作為行為規范對當事人的指引意義。

　　最后，從實際效果來看，人格權規范對行為人的命令與指引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民法其他部分的規范所架空。比如命令權利人應當在法律和公序良俗的界限內誠信地行使人格權，不得濫用權利。這種規定在未來的民法典總則部分必然會有所體現。人格權規范專門去命令禁止濫用人格權的作用就顯得冗余。再比如，人格權規范中預防、制止以及救濟等保護人格權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被侵權法規范架空。

　　既然人格權規范在命令和引導民事主體實施行為的技術操作層面意義不大，那么其真正的價值應當是它對人格權的宣示。人格權規范對主體所享有的人格權做正面的規定，宣示了哪些精神性權益可以為法律所保護，鼓勵了個人追求和保護自身的人格權益，彰顯了現代民法尊重人權的精神。因此，人格權規范的宣示意義遠遠大于它作為行為規范對行為人行為的具體指導意義。正因為它所具有的宣示意義，人格權規范的表達以“民事主體享有人格權”為主。從法律解釋角度來看，其他的人格權規范條文大多可以根據邏輯關系從該規范的表達中推導出。那么，為了減少糾紛解決的成本，在規范功能完備的前提下，盡量使法律規范簡化，避免疊床架屋現象的出現，否則規范表達重復的結果會造成同時存在許多條文解決同一糾紛事實，無端地增加適用法律的成本。對規范進行表達以及建構規范體系所應當依據的一個基本的技術性原則就是簡潔原則，即根據邏輯規則，在規范的表達可以通過解釋達到相同效果的情況下，盡可能地避免表達同一或類似內容的規范重復出現，對法條進行精簡，對于沒有特殊之處需要表達的規范就沒有必要表達出來。

　　在民法典的篇章設置上，倘若要突出人格權規范的宣示意義，將其獨立成編似乎并不是最好的選擇，因為在獨立的篇章中，比如物權編、債權編，都是極具技術操作意義的行為規范，對命令或引導行為人具體實施行為有極大的規制作用，而具有宣示意義的條文幾乎沒有。那么，為了表現人格權規范對人格權的宣示意義，將這種不具有實際操作規定的人格權規范與具有大量實際操作規定的物權法規范和債權法規范一樣單獨成編，其效果是存有疑問的。實際上，在民法典中，宣示性規范真正集中的地方是民法典的總則部分。在這里，有諸多宣示性條文，比如民法根本價值、基本原則的條文。

　　需要指出的是，在總則部分設置人格權規范可以起到宣示人格權的作用，但這并不意味著人格權在民法典中地位就得到了突顯，而且即使人格權規范獨立成編，也不能起到突出人格權以及表明民法典對人格權重視的作用。因為民法典是對市民社會生活關系進行總結概括并按照法律邏輯編排起來的規范總和。一方面，規范的基本結構是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只要存在法律事實，即產生法律效果，并不存在此輕彼重的問題;另一方面，民法典調整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在社會生活中可能對不同個人的意義存在差異，但是就整個社會而言都是同等重要的，缺一不可，并無高下之分。因此，在民法典中對規范進行設置，位置靠前的或者獨立成編的并不意在突出某種權利或者表達對某種權利的重視，而在于根據法律的邏輯全面地編排調整市民社會的規范。試圖通過法律規范在體系中位置的安排來體現對某種權利的重視，是不符合民法典本質及其基本定位的。

　　綜上，對于人格權立法定位的基本判斷是：人格權規范應置于體系中具有價值宣示性的部分，即民法典總則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