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07月01日
星期二
時間：2017-12-08 來源：民主與法制時報 責任編輯：att2014
法治政府是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
——專訪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會長馬懷德
□民主與法制社記者 周頔
12月4日，在第四個國家憲法日這天，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會長馬懷德被評為CCTV2017年度法治人物。
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里，馬懷德不僅在行政法學理論研究領域取得了豐碩成果，同時也積極參與國家法治建設實踐，以法律顧問的身份為政府重大決策做法律論證、提供咨詢意見，并通過設立“法治政府獎”等方式推動地方政府提高法治化水平。
近日，馬懷德接受了本社記者的專訪。
部委法律顧問
助力政府決策法治化
記者：到11月7日農業部聘請您擔任法律顧問，您已經擔任了10個部委的法律顧問。法律顧問在政府中一般發揮什么作用?您又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接觸這個工作的呢?
馬懷德：政府法律顧問是我國政府在推進依法行政方面所做出的有益探索，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要求，“積極推行政府法律顧問制度，建立政府法制機構人員為主體、吸收專家和律師參加的法律顧問隊伍，保證法律顧問在制定重大行政決策、推進依法行政中發揮積極作用”。
《決定》對政府法律顧問制度化建設做出了部署和要求，而此前10多年里，多個省市部委曾經在此領域做出過探索和嘗試。1998年，原建設部(現住建部)就曾經聘請我擔任他們的法律顧問，那是我所擔任的第一個部委法律顧問。此后我又擔任了國家發改委、民政部、衛生部、北京市、山東省、福建省、湖南省人民政府顧問或專家咨詢委員，還有最近受聘的農業部。
政府聘請法律顧問有兩個重要意義：其一是因為各級政府決策能力和法制部門專業水平不均衡，在日常工作中需要專家提供智力支持;其二是重大決策聽取法律顧問的意見和建議也是政府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的重要體現。
記者：政府的法律顧問有什么特別之處嗎?
馬懷德：政府法律顧問與企業或者其他社會組織的法律顧問在對象、性質和價值意義方面都有著很大的不同。
政府法律顧問要為政府在決策、法規規章起草、復雜重大案件處理、合同簽訂等方面提供咨詢和論證，主要扮演著政府參謀的角色。由于行政決策和行政法規能夠作用于政府所管轄的地區或者領域，影響力巨大，更加凸顯了決策、立法科學合理的必要性，法律顧問能夠提供建設性意見或者指出潛在風險，其意義與價值都是不可小覷的。
記者：政府法律顧問的意見和建議如何作用于政府決策呢?您在日常工作中是如何幫助顧問單位的呢?
馬懷德：對于如何與法律顧問溝通，各個部委并沒有統一的方式。幾乎所有的顧問單位每年都要組織法律顧問們開座談會，聽取法律顧問對法治政府建設的意見和建議。
聘請我作為法律顧問的國家食藥監總局，一年要開兩次座談會，分別在年初與年末，而國家發改委是每季度召開一次座談會，就上一季度以及一段時期內的工作咨詢專家意見。除了定期舉辦全體專家座談會以外，一些顧問單位還會不定期組織決策立法論證會、疑難案件研討會等。
郵寄材料咨詢也是顧問單位進行咨詢的重要方式，許多部委會將政策法規草案郵寄過來征求意見，福建省每年兩會之前，都會把政府工作報告郵寄給我，征求我的意見和建議。最近，司法部就“12348熱線”要出臺一個規章，他們將草案郵寄給我，征求我的意見。我正在就其中內容進行研究，會提出修改意見回復給他們。
此外，每位專家還會與部委下屬的兩三個司局級內設機構建立聯系，一旦該領域出現問題，機構可以直接找到專家學者咨詢意見。目前通信手段非常發達，電話、郵箱甚至微信語音都是我與顧問單位聯系溝通的方式。
此前，在國家發改委的一次座談會上，我提出希望國家發改委能夠搞一個集中行政審批許可的一站式服務窗口，這個意見很快得到了落實，現在國家發改委政務服務大廳提高了辦公效率，也體現出了法律顧問建言獻策的作用和價值。
發揮智庫作用
推動法治政府建設
記者：您擔任著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以下簡稱研究會)會長，請問研究會給專家學者們搭建了怎樣的學術平臺?
馬懷德：研究會成立32年來，在歷屆會長張尚鷟先生、羅豪才教授、應松年教授的帶領下，在廣大行政法學法律工作者的積極參與和共同努力下，堅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為指導，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勇于開拓創新，在繁榮行政法學研究、服務行政法治實踐、培養優秀法學人才、促進學術交流等方面，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研究會的會員涵蓋了國內行政法理論界和實務界的大量優秀人才，會員們積極參與中國法學會和研究會組織的立法咨詢會和各項學術交流活動，推動了我國行政法學研究不斷繁榮發展;研究會高度重視智庫建設和成果轉化工作，通過向有關部門提交要報等方式推動法治中國的建設;近年來，研究會打造了“中國法治政府獎”“中國法治政府評估”“中國法治政府發展報告”及“法治政府論壇”等具有代表性和廣泛影響力的重要項目，提升了研究會的學術影響力和服務社會能力;此外，研究會不斷加強自身建設和組織建設，成立了黨支部和多個專門研究會，以保證研究會在正確方向的引導下更好地開展各項研究工作。
記者：在立法咨詢與發揮智庫作用方面，研究會做了哪些工作?
馬懷德：絕大多數的立法都無法避開行政領域，所以行政法學研究會可以說是參與中國法學會專家立法咨詢會最多的研究會了。
近幾年來，研究會積極參與了包括《行政訴訟法》《行政復議法》《立法法》《民法總則》《國家安全法》《食品安全法》《網絡安全法》等數十部重要法律法規，《北京市行政程序條例》《江蘇省行政程序》等百余部地方性法規、規章的立法論證和專家咨詢工作，為中央和地方的立法、司法及法治事業發展和政府決策建言獻策。
研究會積極響應中國法學會《關于進一步加強研究會建設的意見》的精神，成立了由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西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東南大學法學院五家實體組成的“法治政府研究方陣”，進一步發揮研究會作為法治政府高端智庫的作用。
通過向相關部門提供研究報告、要報及專家意見稿或專家意見書，承擔相關部門委托的重要研究課題或攻關項目，發表相關的學術論文和出版專門的學術著作等方式，研究會正在努力發揮法治政府建設高端智庫的作用。
研究會報送的要報《法治政府建設階段性評估情況》得到了李克強總理批示，研究會承擔了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課題《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與法治政府建設》的研究工作，出版了《當代中國行政法》《法治中國建設與軟法之治》《扎緊黨紀的制度籠子》等專著，發表了《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成效、問題與建議》等一批具有影響力的文章。
這些成果有力地推動了行政法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行政法治人才培養，充分發揮了成果效能，也大大提升了研究會的資政能力和水平。
記者：研究會在學術活動領域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績，能否介紹一下研究會近年來的學術交流活動?
馬懷德：舉辦高質量、高水準的學術研討會、年會或論壇，積極交流和探討行政法學界前沿問題、成果與觀點，及時回應和研究行政法治實踐中的重點難點問題，加深國內和國際行政法學者間交流與合作——這些都是研究會工作的重點和難點。
幾年來，除了每年一次的研究會例行年會外，我們還舉辦了“行政復議國際研討會”“中歐行政法學術研討會”“中法行政法高峰論壇”“中美行政規制與行政許可研討會”“中德行政法研討會”“東亞行政法學會第十一屆國際學術大會”“中韓行政法論壇”“中國法治政府高端論壇”等數十場國際國內研討會。
研討會上，專家學者們探討了“行政改革與行政組織法的完善”“有效的政府治理與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中的法律問題”“行政違法行為檢察監督問題及行政法治新課題”“共享經濟中的法律問題”“平臺治理與平臺責任”“行政審判體制改革”等問題，有效地回應行政法治實踐問題，推動了行政法學理論創新和新行政法的發展。
此外，為了給青年學者提供更好的學術交流平臺，培養和鍛煉優秀的青年學者，研究會籌辦了以青年學者為核心的“青年論壇”。本年度內，研究會已經高質量地舉辦了三屆“青年論壇”，為青年行政法學者提供了相互交流學習、砥礪切磋的平臺。在研究會的培養下，一批“70后”“80后”的青年學者逐漸成長起來，在學界嶄露頭角。
法治政府評估是
地方法治政府建設的“體檢表”
記者：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和行政法學研究會共同主辦的“中國法治政府獎”已經走過了5個年頭，目前已經成為具有全社會影響力的項目，您當初開展這個評估的初衷現在實現了嗎?
馬懷德：“中國法治政府獎”是中國第一個由學術機構發起設立，依據科學的評選標準和公開的評選程序對各級行政機關在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方面的制度和措施進行評價的獎項。
自2010年舉辦首屆中國法治政府獎至今，我們已經成功舉辦五屆，全國30多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積極參與申報，影響力波及各省、市、區縣及鄉鎮。
經專家評選出來的獲獎項目，引起了全國的廣泛關注，有一些項目被其他地方政府借鑒得以推廣，有一些項目的實踐經驗和做法對全國法治政府建設相關文件的制定和出臺提供了有益經驗。
近期召開的治國理政論壇——“全面依法治國”理論研討會上，福建省廈門市副市長田國榮引用了法治政府評估報告對廈門市的評估，并且高度重視我們對廈門市法治政府建設所提出的意見建議。
法治政府獎、法治政府評估報告和法治政府發展報告，共同組成了我們觀察地方法治政府建設成效的評價體系。用評比和鼓勵的方式推廣先進經驗，得到了很多地方的積極回應，這正是我們所希望看到的。
記者：4年前您接受央視采訪時曾經談到，很多領導干部都沒有全文讀過憲法。如今4年過去了，現在的情況相比以前是不是有所改觀了呢?
馬懷德：黨的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來，全面依法治國進入快車道，為了樹立憲法法律權威，設立了國家憲法日和憲法宣誓制度，全社會的憲法觀念有了很大提升。
官員宣誓要宣誓忠于憲法，維護憲法權威，那么看一遍憲法也肯定是必然要求。官員就職宣誓的制度化，直接提升了作為“關鍵少數”的領導干部的法治意識，對于法治政府建設，法治中國建設的影響是深遠的。
黨的十九大對于法治政府和法治中國建設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我相信未來中國的法治政府建設，一定會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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